和正医药、上海药物所共同宣布与强生签订全球许可协议
1月10日，和正医药、上海药物所共同宣布与强生签订全球许可协议，开发best-in-class BTK降解剂，用于治疗多种疾病。
和正医药是一家以创新驱动技术为核心、处于临床阶段的小分子创新药物研发公司，致力于解决未满足的临床需求。
公司独有的DaTProD平台可用于开发具有差异化优势的蛋白降解新药产品，探索不可成药靶点，并通过成熟高效的工作流程缩短TPD药物的研发时间：
Proteomics+engine：基于多组学靶点和配体发掘技术，加速探索新靶点和新配体；
DaELF+engine：基于多个成药性维度，已建成多个独特的ELF（E3 ligand-linker）库；
AI+engine：基于人工智能算法，预测TPD分子的结合模式、降解能力和药代动力学特性等。
官网显示，和正医药专注于肿瘤、自免、中枢神经系统等疾病领域的药物研发，此前已与国内多家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公司在研管线中的BTK降解剂为HZ-Q1070，这是一款靶向BTK的PROTAC分子，用于治疗血液瘤及自身免疫性疾病，目前处于临床I期阶段。
2023年4月，和正医药在AACR公布了HZ-Q1070的临床前数据。HZ-Q1070对BTKWT的DC50低至皮摩尔级别，对不同淋巴瘤细胞具有强效抗肿瘤增殖抑制活性；对多种突变型BTK蛋白（C481S、C481Y、C481F、T474M）具有强效降解活性，并强效抑制BTK-C481S突变的细胞株；完全抑制多种移植瘤模型的肿瘤生长（包括BTK-C481S突变模型）；解决了PROTAC分子成药性难题，各种属口服生物利用良好，体内降解>90%BTK蛋白持续24小时以上；临床前毒理试验显示安全性良好。
2024年11月，和正医药在ASH公布了HZ-Q1070在复发性或难治性B细胞恶性肿瘤患者中的首次人体I期研究结果。截至2024年5月3日，第1个25mg剂量组中有2例患者入组，所有治疗相关的不良事件（TRAEs）均为1级。未观察到剂量限制性毒性（DLT），药代动力学数据显示满意的结果。药效学结果显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BTK蛋白水平的降解率超过95%。
医药魔方NextPharma数据库显示，目前共有十余家公司布局了BTK PROTAC，其中代表性公司有百济神州、Nurix Therapeutics、海思科、和正医药等，和正医药的HZ-Q1070在该赛道的全球、中国研发排名为4/15、3/15。
和正医药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周星露女士表示：“我们很高兴与强生公司合作，加速推进BTK降解剂的研发。我们期待为患者带来新的治疗选择，共同实现快速开发突破性疗法的目标。”
（信息来源：医药魔方）
人福医药、当代科技：重整投资协议已正式签署
1月15日，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于发布公告称，其控股股东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整投资协议已正式签署，招商局创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成为当代科技的重整投资人。
此前，当代科技因陷入债务困境，于2024年9月30日被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重整，并指定清算组担任管理人。在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的过程中，共有6家投资人通过形式审查并缴纳报名保证金，成为合格报名重整投资人。经过严格评审，招商创科在投资人评审会中脱颖而出，得分排名第一，最终在2025年1月15日与当代科技及管理人签署了重整投资协议。
根据协议内容，招商创科将作为重整投资人参与当代科技的重整。其将在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全资设立招商局生命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招商生科”），并计划投资总额达人民币118亿元。通过一系列安排，招商生科将合计控制当代科技持有的人福医药23.70%股票的表决权，其中包括直接持有6%公司股票、通过新设有限合伙企业持有6%公司股票以及持有信托计划的优先受益权份额并获得11.70%公司股票表决权委托等。
投资款的支付将分两期进行。第一期投资款占投资总额的60%，即70.80亿元，在满足一系列先决条件后支付；第二期投资款占投资总额的40%，即47.20亿元，支付条件包括第一期投资款先决条件的满足或豁免、相关股票过户以及有限合伙企业和信托计划的成立等。
人福医药在公告中强调，本次重整投资人支付的对价综合考虑了投资风险、公司控制权变更、重整及后续经营责任义务等因素，具有合理性和公允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同时，公司与控股股东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相互独立，控股股东的重整事项不会对人福医药的日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不过，公告也提醒投资者，当代科技重整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重整计划草案需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并经法院裁定批准后方可实施。此外，当代科技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仍在筹备中，其表决结果和法院裁定批准结果均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导致人福医药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人福医药将密切关注控股股东重整事项的进展，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以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投资者可关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相关信息，注意投资风险。
（信息来源：医药魔方）
吉利德斥资17亿美元达成口服STAT6抑制剂战略合作
近日，吉利德与LEO Pharma(“利奥制药”)宣布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开发和商业化一款临床前小分子STAT6(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6)抑制剂，用于治疗各种炎症疾病。吉利德拥有在全球范围内开发、生产和商业化口服STAT6抑制剂的权利；LEO Pharma将领导STAT6抑制剂潜在局部外用制剂的开发。
根据协议条款，LEO Pharma有望获得高达17亿美元的总付款，包括2.5亿美元的预付款，以及口服制剂销售高个位数到中十位数不等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吉利德可能会获得STAT6局部外用制剂产品销售高个位数到中十位数不等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
上个月底，强生宣布与Kaken Pharmaceutical签订了一项独家许可协议，获得在全球开发、制造和商业化用于自身免疫性和过敏性疾病药物KP-723的权利。
关于STAT6抑制剂
STAT家族目前共发现7种蛋白，包括STAT1、STAT2、STAT3、STAT4及STAT5a、STAT5b、STAT6，所有基因定位于不同的染色体上，但共享1个保守序列结构。STAT6作为JAK/STAT信号通路上的关键分子，在维持通路运行和基因表达方面发挥重要的功能，其中，STAT6的活化主要由IL-4和IL-13诱导，在保守的酪氨酸(Y)-641中被JAK激酶磷酸化后刺激靶基因转录。
STAT6参与的信号通路与多种疾病有关，在一些淋巴瘤，如经典霍奇金淋巴瘤(cHL)，STAT6亦可由IL13-IL13受体自分泌反馈环激活；另有研究指出，在主型霍奇金淋巴瘤(NLPHL)中发现细胞抑制因子信号转导1(SOCS1)基因突变，SOCS1通过控制JAK2的活性和降解而影响STAT6的激活。除此以外，作为一种关键的节点转录因子，STAT6选择性介导IL-4和IL-13的下游信号，为2型炎症性疾病(如特应性皮炎、哮喘和COPD等)开发提供了可能。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研的STAT6药物约十余种。其中，进展最为靠前的为Kymera开发的强效、选择性、口服给药的STAT6 PROTAC产品KT-621，目前已进入临床，预计将于2025年读出I期数据。
除强生、吉利德达成的合作外，2023年7月，赛诺菲曾与Recludix Pharma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共同开发一款口服小分子STAT6抑制剂并将其商业化，用于治疗免疫和炎症疾病患者；根据协议条款，Recludix获得1.25亿美元的近期付款，以及超过12亿美元的潜在开发、监管和销售里程碑和未来产品售高达两位数的特许权使用费。
早在2020年1月，赛诺菲还与Nurix Therapeutics达成了一项多年合作协议，Nurix将使用其专有的药物发现平台DELigase(该平台整合了其DNA编码库[DEL]和E3连接酶组合)，旨在创造诱导特定药物靶点降解的3款小分子；签署协议时，赛诺菲预付了5500万美元，一年后又支付了2200万美元以扩大合作范围。根据协议，Nurix仍有资格获得总额高达25亿美元的潜在未来里程碑以及未来产品的特许权使用费。2024年4月，Nurix和赛诺菲已同意延长STAT6项目的研究期限，目标是在延长期限的第一年提名一个候选开发项目。
关于炎症性疾病的靶点开发
免疫介导的炎症性疾病(IMID)是一组常见的、临床多样化的疾病，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RA)、脊柱关节炎(SpA)、结缔组织疾病、皮肤炎症性疾病(包括银屑病和特应性皮炎)、炎症性肠病(IBD)、哮喘和自身免疫性神经系统疾病如多发性硬化症。
1948年首次使用可的松治疗RA是IMID治疗史上最重要的进展之一。在20世纪下半叶，迅速发展的制药工业使几种常规免疫抑制剂得以实现化学合成，如环磷酰胺、甲氨蝶呤、硫唑嘌呤、环孢菌素、他克莫司和霉酚酸酯。随后的研究证实了几种免疫靶点的临床相关性，如IL-1、IL-6、IL-17、IL-23、B淋巴细胞刺激因子(BLyS)和IFN-α受体、细胞表面标记物如CD20和CD52、共刺激分子如细CTLA-4和PD-1，以及信号通路分子如Janus激酶(JAK)和酪氨酸激酶2(Tyk2)，一系列不同的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获得了监管部门的批准。
近年来，除上述靶点外，还有多款靶点在炎症性疾病领域的研发十分火热；除STAT6外，还包括：
TSLP：是一种与IL-7互为远距离旁系同源的，归属于短链四α螺旋束Ⅰ型IL-2家族的多效细胞因子。该靶点，最初与多种过敏性疾病，如特应性皮炎、支气管哮喘、嗜酸性粒细胞食管炎有关。Nature Reviews等文献数据显示，TSLP还与慢性炎症性疾病(如慢性阻塞性肺病和乳糜泻)和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牛皮癣、类风湿性关节炎)有关。
MASP-2：MASP-2是补体系统凝集素途径的效应酶，能够裂解C2和C4，能够激活补体系统，介导炎症性疾病的进程，抑制MASP-2可以缓解多种炎症性疾病或罕见病的进程，其中包括IgA肾病。
IL-4Rα：IL-4Rα作为2型炎症通路中I型受体和II型受体的关键组成部分，阻断IL-4Rα可同时阻断两个2型免疫反应的强效调节因子——IL-4和IL-13，通过I型受体和II型受体发挥作用，阻断Th2炎症的中枢通路，实现“双靶点”的作用机制。
关于利奥制药
LEO Pharma是一家全球性公司，致力于通过创新提高护理标准，造福皮肤病患者。公司总部位于丹麦，于2009年决定深耕中国，成立了上海励奥医药咨询有限公司；落地中国15年间，公司推出了众多创新产品，专注于银屑病、特应性皮炎和皮肤感染3个疾病领域。
关于吉利德在炎症疾病的布局
吉利德是一家以抗病毒药物闻名于世的跨国药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凭借用于治疗丙肝、乙肝、艾滋病的重磅药物夺得抗病毒霸主之位。
近年来，公司在炎症疾病领域的布局十分踊跃；早前，吉利德通过布局JAK抑制剂，特别是和Galapagos联合开发的非戈替尼(Filgotinib)最受关注，目前已获批溃疡性结肠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治疗。
2023年5月，吉利德宣布收购私营生物技术公司XinThera的所有流通股，得到了肿瘤学PARP1小分子抑制剂和炎症/免疫学MK2小分子抑制剂的早期管线资产。5月15日，吉利德又将此前与Arcus达成的肿瘤学研究合作扩大至炎症领域。
未来，吉利德能否在抗炎领域打造业绩的第二增长曲线，敬请期待。
（信息来源：凯莱英药闻）
Ouro Medicines融资1.2亿美元
1月11日，康诺亚宣布其自主研发BCMA/CD3双抗CM336的授权合作公司Ouro Medicines融资1.2亿美元。2024年11月17日，康诺亚与Ouro Medicines子公司Platina Medicines Ltd（PML）订立独家许可协议，授予PML在全球（不包括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及台湾）研究、开发、生产、注册及商业化CM336的独家权利。
基于授权协议，康诺亚获得1600万美元首付款和近期付款，同时，作为对价的一部分，康诺亚获得PML母公司Ouro Medicines（拥有PML全部股权）的部分股权。在达成若干临床、监管及商业里程碑后，康诺亚亦可获得最多6.1亿美元的额外付款且有权从PML获得CM336及相关产品销售净额的分层特许权使用费。康诺亚董事长陈博博士加入Ouro Medicines董事会。
Ouro Medicines由葛兰素史克（GSK）和Monograph Capital孵化，A轮融资由TPG领投，NEA、Norwest跟投，UPMC、Boyu/Zoo Capital、江远投资等投资机构参与投资，融资将用于CM336的后续开发。
CM336是康诺亚自主开发的一款BCMA/CD3双特异性抗体，可同时靶向识别并特异性结合靶细胞表面的BCMA和T细胞表面CD3受体，将免疫T细胞招募至靶细胞周围，诱导T细胞介导的细胞杀伤（TDCC）作用杀伤靶细胞。基于多发性骨髓瘤治疗的临床研究，CM336可通过清除分泌致病抗体的浆细胞，成为自身免疫性疾病治疗的潜在新选择。
目前，康诺亚正在持续推进一项评价CM336治疗复发或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多中心、开放性的I/II期临床研究。Ouro Medicines计划于2025年启动其首个I期临床研究。
（信息来源：医药魔方）
Tune Therapeutics宣布完成超1.75亿美元的B轮融资
1月13日，表观遗传编辑疗法先驱公司Tune Therapeutics宣布完成超1.75亿美元的B轮融资，本来融资由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Yosemite,Regeneron Ventures及Hevolution Foundation领投，所获资金将用于加速公司现有管线的开发，特别是目前的主要项目Tune-401，一款开发用于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治疗的临床阶段表观遗传沉默药物。
Tune成立于2021年，公司的使命是将表观遗传编辑疗法（epi-editing therapies）用于常见疾病及慢性病。2021年12月，Tune宣布完成4000万美元A轮融资，此次官宣的B轮融资是Tune时隔3年多后的“再融资”。
Tune的联合创始人Charles Gersbach博士在杜克大学的研究为其独有的表观遗传编辑平台TEMPO奠定了基础。TEMPO是一个模块化平台，包含两个可切换元件，即DNA结合域（DNA-Binding Domain,DBD）和效应器（Effectors）。
DNA结合域通过识别靶基因周围的特定DNA序列，使TEMPO能够与基因组的紧密靶向区域结合。基因编辑中常用的DNA结合域（Cas、ZFP、TALES等）都可以被TEMPO利用，但它们经过修饰后不能切割DNA。一旦TEMPO到达目标位置，效应器就会改变局部表观遗传标记，或者招募相关蛋白以改变特定基因的包装和可接近性。这种新的状态将改变（降低或提高）细胞转录机制获取和读取目标基因的能力。一些效应器能够使DNA甲基化，以持久地沉默或抑制基因；其他效应器能够使DNA去甲基化，以激活或上调基因。一些效应器帮助调动细胞的转录机制以读取DNA并将其转录成RNA，另一些效应器则发挥修饰组蛋白的作用，从而产生密集堆积的、难以接近的异染色质区域。
基于TEMPO平台，Tune在过去几年取得了多项重要进展。在2023年5月的ASGCT会议上，Tune宣布了表观遗传编辑领域的一个“全球首例”：在非人灵长类动物中使用基因调节（genetic tuning）持久抑制了PCSK9基因，该基因的抑制伴随着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的持续降低。在单次表观遗传沉默构建体（epi-silencing construct）的短暂递送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的降低持续了近两年，且目前还在持续。
2023年12月，Tune推出了Tune-401，这是一款用于治疗慢性乙型肝炎（影响全球超2.5亿人，是导致肝癌的主要原因）的潜在first-in-class表观遗传编辑疗法。具体来说，Tune-401利用TEMPO平台开发，以LNP为递送载体，从表观遗传层面沉默HBV的intDNA和cccDNA（它们是持续HBV感染所必需的）。临床前数据显示，在体外和体内模型中，Tune-401对HBV DNA具有强大、持久和精确的抑制作用，为实现功能性治愈提供了可能的途径。
2024年11月，Tune宣布Tune-401进入临床开发阶段，项目已获批在新西兰开展临床试验。基于Tune-401的良好势头，Tune同时正在开发其它基因和细胞疗法项目。
（信息来源：医药魔方）
再生医学材料龙头企业诺一迈尔完成近3亿元C轮融资
近日，国内再生医学材料龙头企业诺一迈尔（苏州）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宣布完成近3亿元C轮融资，本轮融资由深创投制造业转型升级新材料基金领投，部分老股东及管理层跟投，凯乘资本担任本轮融资独家财务顾问。
本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公司多款创新医疗器械产品的商业化推广、临床试验以及国际化战略实施。
诺一迈尔成立于2017年3月，由国家重大人才工程入选者领衔的中德科学家团队联合创办，是研发、生产和商业化再生型植入医疗器械的创新型企业。公司坚持国内首创和国际领先的自主创新目标，掌握了前端原材料设计、核心设备自主开发、关键工艺制备到产品临床应用的核心技术，实现了静电纺、3D打印、化学合成等组织工程材料领域关键技术路线的产业化应用，涵盖膜、骨、胶、剂、微球等丰富的产品形态，延伸到口腔、眼科、生殖医学、运动医学、耳鼻喉、外科等多个临床科室，已然成为国内再生医学材料领域产品覆盖最齐全、技术最先进的综合方案提供者之一。
成立至今，诺一迈尔多个“国内首创”或“国际领先”产品陆续完成临床试验并上市。在口腔领域，公司已获批3项Ⅲ类医疗器械注册证，可为患者提供软硬组织修复的综合解决方案，其中，“闻诺牙龈修复膜”是中国首个Ⅲ类无源植入国家创新口腔科器械，已在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等标杆医院入院使用；在耳鼻喉领域，创新医疗器械“欧乐愈膨胀止血海绵”已在多家三甲医院入院使用；此外，公司在眼科、生殖医学、运动医学、外科布局的多款创新产品正在临床试验，部分项目已获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预期未来五年内将有多款创新Ⅲ类医疗器械获批上市。未来，公司将加速产品商业化落地和市场推广，让更多临床医生和患者能够使用上国产创新医疗器械产品。
公司同步推进国际化布局，致力于发展成为全球再生医学领域的领军企业。2024年，公司创新医疗器械Neosprout鼻腔止血海绵产品相继获得CE MDR和FDA批准上市，证明了该款创新产品在有效性和安全性方面均达到了国际高标准水平。公司多款创新医疗器械正在同步进行海外注册和市场推广，实现“中国智造”再生医学材料走向全球。
诺一迈尔已经设立苏州、潍坊、太仓、上海四个研发生产基地，北京医学中心和德国弗莱堡海外实验室，形成了“4+1+1”的研发创新架构。公司已建成洁净厂房总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可快速响应下游需求，为临床医生和患者提供了可靠的解决方案和产品，为当地经济发展、带动就业贡献出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诺一迈尔表示：非常感谢新材料基金对诺一迈尔的支持，也感谢全体老股东对公司的信任。诺一迈尔已迈入加速商业化落地的关键阶段，公司将继续秉持“创新+国际化”的发展战略，提供更丰富的产品组合造福全球患者。
关于深创投集团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于1999年由深圳市政府出资并引导社会资本出资设立，公司以“发现并成就伟大企业”为使命，致力于做创新价值的发掘者和培育者，现已发展成为以风险投资为核心的综合性投资集团，管理资金总规模超4800亿元。深创投制造业转型升级新材料基金是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的特定投资载体，主要围绕新材料领域进行投资。
（信息来源：医药魔方）
阳光安津完成超亿元pre-A轮融资，启明创投领投
近日，专注于疼痛治疗的创新药物研发新锐企业——阳光安津（南京）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宣布完成超亿元pre-A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启明创投领投，博行资本和清控银杏跟投。所募资金将用于全球领先的疼痛治疗研发管线临床前和早期临床阶段的开发，加速靶向钠离子通道Nav1.8小分子药物的研发进度，增强其在全球生物医药领域的竞争力。
阳光安津由北京大学雷晓光教授与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临床医生杨勇教授共同创立，公司已经组建了在创新药物开发领域具有丰富研发经验和国际竞争力的研发团队，以新型镇痛药的研发为目标，专注于Nav1.8和Nav1.7这两个与机体疼痛感受高度相关的钠离子通道。
当前，全球慢性疼痛发病率一直居高不下，根据国际疼痛协会数据，全世界1/5的人经历过慢性疼痛。在中国，根据《中国疼痛防控与健康促进战略蓝皮书：中国疼痛医学发展报告》，有超过3亿人正在遭受慢性疼痛的折磨，且正以每年1000万-2000万的速度快速增长，疼痛已成为继心脑血管疾病、肿瘤之后的第三大健康问题。根据Mordor intelligence报告，全球疼痛管理市场预计到2027年将增长至1207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为7.39%。
阿片类镇痛药物目前是镇痛市场的主角，但是由于其明显的副作用和易成瘾性，其在临床上的使用面临巨大挑战，而且引发了严重的药物滥用社会问题。为满足这一突出的临床需求，针对非阿片类镇痛靶点，特别是靶向与疼痛高度相关的钠离子通道的小分子创新药愈发受到重视和追捧。
其中，2024年初，Vertex公布离子通道Nav1.8抑制剂VX-548治疗中至重度急性疼痛三期临床的最新数据，研究达到NPRS以及SPID48主要终点，相比安慰剂显著改善。这一靶向Nav1.8的新型小分子药物一旦获批，将成为近二十多年来全球首款非阿片类、无成瘾性疼痛治疗药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相比于Vertex开发的VX-548，阳光安津正在开发的Nav1.8抑制剂已展现了显著优于其的镇痛效果和安全性，显示出成为同类最佳（best-in-class）药物的潜力。预计于2025年启动IND，正式迈入临床试验阶段。
本轮融资的顺利完成，展现了生物医药领域专业投资机构对阳光安津的高度认可。未来，阳光安津将持续聚焦于疼痛领域有潜力的离子通道靶标，以自研为主导兼顾合作开发的方式，打造全球领先的疼痛治疗研发管线，并通过灵活的临床试验策略进一步加速其在国内外的临床开发，使患者早日获得远离疼痛的新手段，同时拓展其在全球市场的影响力。
目前阳光安津已获评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江苏南京江北新区人才飞地，并获批国家级人才项目1个。
阳光安津创始人雷晓光教授表示：“我们团队长期专注于离子通道相关基础研究，通过打造阳光安津这一离子通道药物研发平台，旨在快速地推进新型镇痛药开发，造福全球上亿疼痛患者。感谢多家市场化投资机构，在医药行业寒冬及相关领域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共同选择了阳光安津，公司团队将全力以赴，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去争取疼痛新药领域的新突破。”
启明创投合伙人、医疗健康行业共同负责人陈侃博士表示：“阳光安津在新型镇痛药开发领域的丰厚积淀和强大的科研创新能力令我们印象深刻。我们相信，在公司已有的扎实药物化学及动物模型研究基础上，优秀的创始团队将很快推进相关管线取得突破性进展，最终为全球不断增长的疼痛患者带来福音。”
（信息来源：医药魔方）
中国创新药全球抢钱
2025年开年10天，三个中国创新药资产，成为了全球Biotech在资本市场“抢钱”的有力助攻。
先是先为达生物将3款GLP-1产品独家授权给刚刚成立的英国生物技术公司Verdiva Bio。
与此同时，这家“新秀”宣布完成高达4.11亿美元A轮融资，刷新了恒瑞GLP-1资产海外NewCo公司Kailera的记录。
而后是康诺亚生物半年内第三次NewCo：付款+股权回报，将CD38单抗CM313中国外全球权益授予Timberlyne，Timberlyne同时达成高达1.8亿美元的A轮融资协议。
当天晚间，科伦博泰与和铂医药发出第三弹：将共同开发的TSLP单抗SKB378/HBM9378在大中华及部分亚洲国家外的全球研究、开发、生产及商业化的权益独家许可给Windward Bio，同样，Windward Bio就许可协议宣布完成高达2亿美元A轮融资。
这三项投融资事件中，既有奥博资本、RTW资本、贝恩资本生命科学基金等NewCo热潮中的老面孔，也有启明创投、礼来亚洲基金、鼎丰生科资本、泉创资本等中国生物医药创投老玩家，还有诺和控股、Blue Owl Healthcare Opportunities等纯正美元基金。
来历不同的资本们抢着入这一类局，原因无非一个：过去的2024年已经证明，不论是对于希望成为下一个Summit Therapeutics（以下简称“Summit”）的上市公司和二级市场投资人，还是更加默默无闻的Biotech，中国创新药资产都成为他们想要在资本市场抢到融资的标配，必须找到门路，尽早从中国引进创新药资产。
中国资产成为美国风投“宠儿”
知名风投Atlas Venture合伙人Bruce Booth在2024年度回顾中谈到：如今一级市场“过亿轮”显著增多，但主要是由少数几个大基金驱动的。
如此“赢者通吃”的时代，眼下美国风投最愿意入的局，风口上的中国创新药资产要属其一。
据医药魔方MedAlpha数据库，2024年美国生物医药行业TOP10融资中，有4家是中国创新药企的海外NewCo，或美国Biotech在引进中国资产时同步完成的融资。
其中，恒瑞GLP-1资产的海外NewCo——Kailera，以及曲线引进两个中国TCE资产的Candid，雄踞榜二榜三。
恒瑞的NewCo是这场浪潮的启幕：2024年5月，恒瑞宣布将自己的GLP-1产品组合有偿许可给美国Hercules公司，由贝恩资本生命科学基金联合Atlas Venture、RTW资本、Lyra资本操盘成立。
对于这一资产组合，几家风投给出的价格是A轮4亿美元，最终成为美国生物医药行业2024年第二大融资纪录。
Candid则是乘TCE的风，由连续创业者Ken Song联合多家知名风投，以“三笔融资、两起license-in、一桩并购“的组合拳拿下两个中国资产，由此“安身立命”。
具体来说，Candid的成立基于对两家生物技术公司TRC 2004和Vignette Bio主要资产的收购，而这两个资产都来自中国Biotech。
TRC 2004由Two River和Third Rock Ventures在8月共同成立，随即引进了嘉和生物的CD20/CD3双特异性T细胞接合剂GB261。Vignette Bio则由Foresite Labs于9月孵化，投资者包括启明创投美国、Samsara Biocapital和Mirae Capital Life Science，而后引进了岸迈生物自研T细胞接合平台下开发的首个TCE分子EMB-06。
备齐资产后，Candid同步宣告完成3.7亿美元A轮融资，不少参与此前两家“预备”Biotech的投资机构也参与其中，操盘意味相当明显。
有中国创新药资产，就投
这些顶级投资人的操盘和买单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引进中国优质创新药资产，我们就投。
也因此，对于美国Biotech来说，不论是NewCo还是BD，一套清晰的“改命牌”逐渐形成：引进中国资产，同时完成一轮巨额融资，在行业中打响名号。最典型的例子就是Adcendo和Avenzo。
Adcendo是欧洲本土Biotech中引进中国资产力度最大的。医药魔方NextPharma数据库显示，2021年至今，Adcendo 6次与中国Biotech达成交易，包括映恩生物、普众发现和百奥赛图，在MNC居多的受让方TOP20中占得一席之地。
Adcendo于2017年由哥本哈根大学和哥本哈根里格斯医院的科学家团队创立，专注于开发用于治疗癌症的ADC药物。2024年11月25日，Adcendo宣布与映恩生物进一步扩大达成合作，同时完成1.35亿美元B轮融资，投资方也是TCG X、TPG、奥博资本等这一游戏的“老玩家”。
Avenzo则由两位连续创业者在2022年新兴成立，2024年1月便从从安锐生物引进了CDK2选择性抑制剂ARTS-021（AVZO-021），凭此在3月超额完成A1轮融资，融资额达1.5亿美元，并且明确表示所有款项将用于支持这一资产的开发。
2024年11月，Avenzo再次从橙帆医药引进其Nectin4/TROP2双特异性抗体偶联药物，构成其全部管线组合，并在同一天宣布其A1轮继续受到投资者超额认购，包括泰福资本、礼来亚洲基金、奥博资本、Sofinnova Investments等“熟面孔”，以及此前参与Candid融资的Foresite Capital，总融资额也进一步达到2.36亿美元。
进入2025年，Avenzo加快引进节奏，时隔3个月再次出手，以5000万美元首付、最高11.5亿美元里程碑款引进映恩生物EGFR/HER3双特异性ADC。至此，Avenzo目前所有的管线均来自中国Biotech。
BD、NewCo在美股齐开花
一级市场之外，中国创新药资产也成为美股二级市场的“香饽饽”。
其中，表现十分耀眼的公司莫过于前文提到的Summit。Summit股价从2024年年初的不足3美元/股，飙升至其2024年最高股价33.6美元/股，2024年最高涨幅达1020%。
2022年12月，Summit以5亿美金首付款，总交易金额50亿美元获得康方生物PD-1/VEGF双抗AK112在美国、加拿大、欧洲、加拿大和日本的权益。
这笔交易一度刷新中国创新药企License-out交易的最高纪录，当时来看，康方生物赚得了不菲首付款，但现在来看，Summit才是大赢家。
从2015年在纳斯达克上市，Summit股价常在5美元/股左右。在购买康方生物的AK112前夕，Summit股价已经跌到不足1美元/股，有被退市的风险。
但购入康方生物的AK112后，Summit股价便开始回涨。
到了2024年9月18日，AK112在一项随机、三期临床试验中超预期击败“药王”K药Keytruda的消息公布后，Summit当日股价暴涨65%，市值从80亿美元翻至150亿美元，后来市值更是一度达到240亿美元。
除了在股价上的翻红再翻红外，Summit更是乘胜追击，再融资。2024年9月，Summit宣布完成约2.35亿美元的再融资。
仅凭一款来自中国Biotech的核心产品，Summit不仅在股价上做到了“起死回生”，更是为自己赢得了朝气蓬勃的未来。在美股分析平台Seeking Alpha近期发布的《有望成为下一个“并购标的”》报告中，Summit被视为最有可能被并购的重要标的之一。
从纯粹的资金与产品的BD交易，到加上股权的NewCo，来自中国创新药企的资产价值在美股的显现速度越来越大。
在2024年年初美股IPO还未回暖之时，核心产品来自中国创新药企艾力斯的生物科技公司ArriVent Biopharma成功登陆纳斯达克，并募资约1.75亿美元，成为为数不多的上市当日股价“开门红”且上涨超预期的医药公司。
这个成立于2021年4月，刚刚完成1.5亿美元A轮融资的ArriVent，于2021年7月与艾力斯达成关于伏美替尼在海外市场的开发及商业化运营整体合作。
在这项合作中，艾力斯将伏美替尼海外独家开发权授予ArriVent，从而获得4000万美元的首付款、最高不超过7.65亿美元的研发和销售里程碑款项、销售提成费，以及ArriVent一定比例的股份。
随后ArriVent在2023年3月完成1.55亿美元B轮融资，在2024年1月完成上市。体会到中国创新药资产的“真香”后，ArriVent紧接着在2024年6月，以最高6.155亿美元的价格与中国创新药企康宁杰瑞合作开发ADC新药。
根据协议条款，康宁杰瑞将保留相关ADC产品在大中华区开发及商业化权益，ArriVent将拥有海外权益。康宁杰瑞将获得预付款、潜在的里程碑付款，总计达6.155亿美元。此外，康宁杰瑞还可就各ADC产品向ArriVent收取分级销售特许权使用费。
经过对中国创新药资产的引进，ArriVent股价自上市以来一直保持着不错的水平，在2024年一度上涨到最高35.63美元/股，较“开门红”的24美元/股，涨幅达48.45%。
反向收购，中国创新+海外资本
相较于海外公司凭借中国创新药资产在美股获得不错成绩，中国创新药企在其中获得的经验更为宝贵。通过快速迭代和学习，可以看到中国创新药企不论是产品出海还是对于海外资金的吸引都更加成熟且多元化。
中国Biotech通过反向收购登陆纳斯达克市场的案例也屡见不鲜，比如葆元医药和Nuvation Bio、康蒂尼药业和CATALYST BIOSCIENCES、睿跃生物（Cullgen）和Pulmatrix。
就在2024年年底，中国Biotech公司创响生物宣布与Ikena Oncology已达成最终合并协议。创响生物将反向收购Ikena，实现借壳上市。该交易预计将于2025年年中完成。
两家公司合并后将以“ImageneBio”的名称运营，并在纳斯达克以“IMA”为股票代码进行交易。此次并购交易有望为公司注入1.75亿美元资金，其中7500万美元来自超额认购的PIPE私募融资。
合并和融资完成后，Ikena股东预计将持有合并后公司约34.8%的股份，创响生物股东预计将持有约43.5%的股份，融资投资者预计将持有约21.7%的股份。
合并后的公司将专注于开发针对OX40的单克隆抗体(mAb)IMG-007，这款产品此前也是创响生物管线中的核心产品之一，用于治疗特应性皮炎和斑秃。目前，IMG-007的开发已进入到临床II期。
虽然两家公司合并了，但两家公司的资产权益依旧划分得很清楚。创响生物的股东将保有除IMG-007外创响生物管线余下的资产权益，Ikena 股东将获得Ikena管线中的资产权益。换句话说，这是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两家公司。
这次的合并交易无疑对两家公司都有助益。
对于创响生物而言，通过反向并购实现在纳斯达克上市，获得资金助力的同时，也为之后的融资及产品出海提供了更为扎实的渠道基础。对于Ikena而言，不仅解了与BMS合作终止后不得不裁员、砍管线的“困局”，更是为其今后的发展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持。
在持续至今的资本“寒冬”下，“适者生存”在中国创新药企身上显现得尤为明显。
中国创新药资产在海外市场呈现出的价值已是有目共睹，而留给中国创新药企的问题是：要一时“喘息”，还是要持续发展？
从单一的资金BD，到有股权的NewCo，再到有“话语权”的反向并购，可以看到中国创新药企已经逐渐摸索出第三个答案：能“喘息”，也能持续发展。
而未来能发展的空间大小，或许要取决于现在的创新药企能争取多少。
（信息来源：医药魔方）
国产GLP-1内卷的出口
GLP-1药物的开发创造了太多超预期的故事。从降糖到减肥，再到降低心血管事件风险、治疗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也有希望解锁慢性肾病和心衰两大适应症，还有可能打开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炎（MASH）和阿尔兹海默症（AD）的巨大市场。
GLP-1药物正凭借无可比拟的临床价值逐步登顶药物销售的巅峰。2023年，司美格鲁肽和替尔泊肽领衔多款GLP-1药物共同支撑起了一个超350亿美元的细分市场。这个市场的扩张还在继续。
根据2024前三季度公司财报数据，司美格鲁肽大卖近206亿美元，是下一届药王的有力候选者；替尔泊肽虽然后发，但放量迅速，创收超110亿美元。这两大GLP-1药物在2024全年有望实现超420亿美元的销售收入，整个GLP-1药物市场规模或将突破480亿美元。高盛分析团队已经将2030年的全球减肥药物市场规模从1000亿美元上调至1300亿美元。
同全球市场一样，国内GLP-1药物市场也在高速增长。根据医药魔方PharmaBI数据库，仅医院终端（＞100张床位大医院）的GLP-1药物销售额在2023已经达到57亿元，在2022年同比翻倍的基础上继续大幅增长了67%。可以预见，这个增量市场将在未来继续释放潜力，留给后来者的开拓空间不小。
近年来国内GLP-1药物销售情况（院内）
目前，国内共有10款GLP-1药物获批上市。这些药物大多数由跨国药企开发，既往国内药企自主研发的新药很少，仅有仁会生物的贝那鲁肽和翰森的聚乙二醇洛塞那肽在多年前上市。贝那鲁肽虽然已经获批了2型糖尿病和肥胖两项适应症，但每日3次的给药频率或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聚乙二醇洛塞那肽做到了每周一次的长效，但它聚焦于2型糖尿病适应症，且其氨基酸序列与人GLP-1的同源性仅为53%，而人源化程度较低可能会影响药物的免疫原性、安全性等。
国内GLP-1药物开发情况
显然易见，在下一代长效GLP-1药物的开发上，国产替代还有较大的机会，包括恒瑞、华东在内的一众国内药企纷纷抢滩布局。而今年，跑在赛道前沿的玩家有望迎来收获时刻，这也将开启新一轮GLP-1药物市场竞逐。
从GLP-1内卷中找到出口
像GLP-1这样的优质靶点向来可遇而不可求，阿斯利康、罗氏、辉瑞等制药巨头都为之“折腰”，国内药企也不例外，这也就难免造成赛道内卷。根据医药魔方数据库，国内药企开发的GLP-1药物管线已超200项，占据全球同靶点药物的半壁江山。有5款国内药企开发的GLP-1周制剂已蓄势待发，进入申报上市阶段。
已经有玩家从GLP-1的内卷中找到差异化的出口。从时间优势上看，银诺医药的依苏帕格鲁肽α似乎已跑出领先身位，该药物于2023年9月申报上市，预计将于2025年上半年获批，有望成为我国首个自主知识产权的人源、超长效GLP-1药物。
在赛道竞逐中，速度固然是一重优势，但更为关键的制胜因素还在于产品本身的特性。目前很多国内已上市或申报上市的GLP-1产品属于动物源性GLP-1药物，它们与人体天然的GLP-1存在差异，可能会导致免疫原性的风险。另有一项Meta研究分析了不同GLP-1药物治疗60,080例2型糖尿病患者的心血管风险和死亡率，结果显示，人源性GLP-1药物司美格鲁肽（同源性94%）、利拉鲁肽（97%）、度拉糖肽（90%）的心血管保护作用要强于动物源性的艾塞那肽（53%）和利司那肽（50%）。
人源化与长效化是目前GLP-1药物开发的趋势，能够提早洞察到这两点并将这种理念融入到药物分子设计之中的玩家并不多，银诺医药是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家。它是全球第3家将人源、长效GLP-1药物开发推进上市的企业，从亚洲范围来讲，则是首家。
由于天然GLP-1在人体内的半衰期短，会被很快地降解，银诺医药的研发团队运用基因工程重组蛋白技术解决了这一难题。
依苏帕格鲁肽α的分子设计融合了多重创新，通过银诺医药的重组融合蛋白平台开发而成。与天然GLP-1肽相比，依苏帕格鲁肽α具有GLP-1双分子结构，以及独特的天然铰链连接和IgG2 Fc片段设计，这使得对GLP-1受体的亲和力更强，在体内被水解酶降解和肾脏滤过的速度更慢。因此，其表现出疗效强、作用持续时间长和良好的耐受性。此外，依苏帕格鲁肽α在人源化程度较高的哺乳动物细胞系中产生，这赋予了其强活性、低免疫原性的特性。
在长效化技术的推动下，周制剂虽然已成为主流，但并不是终点。依苏帕格鲁肽α拥有比同类长效GLP-1药物更长的半衰期，为204小时。根据公开资料，司美格鲁肽、度拉糖肽及替尔泊肽的平均半衰期分别为168、112和120小时。依苏帕格鲁肽α的长效作用可能使给药频率降低，这不仅使其具备了可每周1次给药的特质，还有实现每两周1次给药的潜力，并提高患者对长期疾病管理的依从性。
对于2型糖尿病这类需长期接受治疗的慢病患者，依从性与便捷性优势也将影响其治疗选择。2024年最新发布的国际和中国肥胖指南均强调应把肥胖视为一种慢性复发性疾病，需要进行分期及长期管理。依苏帕格鲁肽α的开发兼顾了这一方面，它给代谢病患者提供了十分简洁的给药方案，一步即可直达目标剂量完成自动注射。
总体来看，依苏帕格鲁肽α综合实力不错，前瞻性地瞄准了人源化、长效化、便捷性和依从性等多维度迭代趋势。
GLP-1药物的跨界实力
GLP-1药物之所以能够激起全球研发热潮，一个核心逻辑在于它覆盖的潜在适应症足够广泛，具有跨疾病领域的治疗潜力，背后对应的市场足够大。然而，对于任何一家药企而言，可投入的研发资源都是有限的，这就要求企业在产品的适应症布局上进行明确的优先级规划，找到最适合自身定位与发展的开拓路径。
2型糖尿病向来是GLP-1药物的必争之地。依苏帕格鲁肽α也将首发适应症瞄准于此，其降糖效果极强又快，单药治疗4周的HbA1c降幅即达1.1%左右，24周降幅达2.2%。其中，对于基线HbA1c<8.5%的患者，依苏帕格鲁肽α单药治疗24周HbA1c达标率为81.5%。更值得一提的是，依苏帕格鲁肽α带来的降糖获益还相当持久，对于新发2型糖尿病患者，停药后3个月糖尿病缓解率达到60%。
国产自主研发的GLP-1药物已经有资格与司美格鲁肽或替尔泊肽一较高下。在SUSTAIN 1-7系列研究中，司美格鲁肽可使HbA1c降低约1.4%-1.8%；在SURPASS 1-6系列研究中，替尔泊肽（5mg、10mg和15mg）使HbA1c的降幅约在1.7%-2.4%之间。
除了单药治疗方案，GLP-1药物与二甲双胍的联合用药也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依苏帕格鲁肽α已率先公布24周联用的III期结果，该组合实现了1.8%的HbA1c降幅。安全性方面，依苏帕格鲁肽α副作用相对较低，较少恶心呕吐，临床适用性较高。
在降糖之外，依苏帕格鲁肽α已展现其跨界潜力，实现远超血糖控制的多维获益。两项III期研究显示，经过依苏帕格鲁肽α治疗，患者的心血管代谢风险相关各项指标得到改善，比如收缩压较基线下降4.09 mmHg，血脂水平亦下降，代谢综合达标率可达到31.4%。这意味着，依苏帕格鲁肽α具有多病共治潜力，有望解锁更多的适应症。
事实上，布局GLP-1药物的企业几乎都想打开糖尿病之外的更大市场，尤其是司美格鲁肽和替尔泊肽切入减肥市场后创造了相当可观的销售增量，令诸多药企心向往之。但知易行难，未来能否打入更大的市场占据一席之地，还是取决于GLP-1药物在实践中的竞争力如何。
依苏帕格鲁肽α正在一步步证明自身的减重潜力。在非糖尿病人群中，一项研究显示使用依苏帕格鲁肽α治疗4周可减重4kg，体重降幅达6.2%，71%受试者体重降幅≥5%。2024年3月，银诺医药已启动依苏帕格鲁肽α减重的II期临床研究，并于7月初完成所有患者入组，预计明年初会有相关数据披露。
不错的减重表现背后，依苏帕格鲁肽α有科学的作用机制作为支持，这也是银诺医药进行减重适应症布局的坚实依据。一方面，它通过激活GLP-1受体发挥作用，其减少食物摄入，从而减少能量摄入。该机制与GLP-1减缓胃排空和增强饱腹感的作用一致。此外还通过上调腹股沟白色脂肪组织（WAT，体脂的一种）中的解偶联蛋白1(Ucp1）而增加能量消耗。另一方面，依苏帕格鲁肽α还有食欲抑制作用。此外，依苏帕格鲁肽α的临床前研究表明，其减重效果与白色脂肪组织（WAT）及肝脏脂肪的显著减少有关，而肌肉量并没有流失。
在后续其他适应症的开发上，银诺医药选择了MASH。这是一种危及生命的疾病，可能导致肝脏瘢痕、肝硬化甚至肝癌。然而，针对MASH的有效治疗手段尚匮乏，FDA仅在2024年批准了首款新药resmetirom，定价达4.74万美元/年，令国内患者可望而不可即。
国内实力派玩家的加入，有望更好地满足MASH领域的未满足需求。2023年4月，依苏帕格鲁肽α已获FDA批准开展IIa期MASH临床试验。临床前研究显示，依苏帕格鲁肽α可明显改善肝脏脂肪变性和减少炎症的作用。
不止GLP-1的深耕布局
从布局效率、产品特性到疗效表现，再到适应症拓展潜力，依苏帕格鲁肽α展现的综合竞争力背后，也体现着其布局者的深厚功力。
银诺医药创始人王庆华博士兼具科学家的专业素养和国际化视野，他曾任多伦多大学终身教授及加拿大班廷百斯特糖尿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胰岛素的最初发现诞生于该研究中心。早在2000年初，王庆华教授带领团队在全球率先发现GLP-1的分子生物学机制。
在王庆华教授的掌舵下，诸多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除依苏帕格鲁肽α之外，银诺医药还有5款临床前候选药物，剑指AD、MASH、肥胖和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这种深耕布局无疑更能将银诺医药的创新潜能进一步释放。
其中，AD创新疗法YN014已处于IND准备阶段，该药物可以保护神经元细胞的同时减少β-淀粉样蛋白（Aβ）、磷酸化tau蛋白及与AD发病相关的蛋白的产生和释放，并且抑制引起大脑炎症的小胶质细胞的活性。银诺医药为YN014制定了中美双报的临床策略，从一开始就坚定走国际化道路。
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银诺医药已形成自身独特的新质生产力，并获得了业界的认可。2024年9月，银诺医药还荣登由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主办的“2024年中国医药新锐创新力量”榜单。
国内GLP-1赛道发展到现阶段，竞争的内涵早已不是单纯地拼速度，企业需要在长效化、便捷性、依从性和可及性等多方面做出优势，才有可能从内卷中脱颖而出。至于谁能成为赢家，答案或许早已写下。
（信息来源：医药魔方）
2年50亿美元BD，ADC出海大户的生意经
寒冬与时代机遇碰撞下，biotech们各显本领。
康诺亚再次达成Newco交易，映恩生物则又又又实现ADC出海。
1月8日，映恩生物以5000万美元首付款，最高11.5亿美元里程碑款的价格，将EGFR/HER3双抗ADC DB-1418授权给Avenzo Therapeutics。
自2023年以来，映恩生物已经先后将5项ADC管线授权出去，潜在总交易总额超过50亿美元。妥妥的ADC出海大户。
而在一笔笔可观的BD交易背后，更吸引人眼球的或许是映恩生物转手赚差价。
比如，映恩生物最新出海的DB-1418，被买方创始人视为EGFR/HER3双抗ADC赛道的BIC。而其母体HER3抗体来自于北京先通，买下来不过10个月时间、首付款100万美元。
表面看，映恩生物转手就获得了50倍的差价。
事实上，这种转手背后不仅需要HER3抗体，更离不开映恩生物EGFR/HER3双抗的构建，以及其自有ADC平台的贡献。在Avenzo创始人眼中，DB-1418有可能是EGFR/HER3双抗ADC赛道的BIC。
当然，相比赚差价的谈资，或许我们更应该关注，映恩生物这种借助外部合作，产生更大项目效应、价值最大化的模式。这也是其短短几年内，与多家药企合作实现6款ADC药物出海的核心所在。
01、ADC出海大户
翻开招股书，会发现，成立于2019年的映恩生物，拥有12条ADC管线。其中6条已进入临床阶段，首个产品预计将于2025年向FDA申报加速批准。
尽管尚未有产品商业化，但这家成立仅5年的biotech，于寒冬中走上IPO之路，并靠一笔笔license out交易，在市场上赚足了眼球。
2023年4月，其将两款ADC新药DB-1303（HER2 ADC）及DB-1313授权给BioNTech，获得1.7亿美元首付款，另外还有潜在的总金额超15亿美元的里程碑付款、未来商业化特许权使用费；
7月，其将DB-1312（B7-H4 ADC）授权给百济神州，达成最高13亿美元的合作；
8月，其与BioNTech达成扩展合作协议，共同推进DB-1305（TROP2 ADC）的开发、生产和商业化；
2024年12月，其将临床前ADC药物DB-1324授权给葛兰素史克，获得3000万美元的预付款，以及后续最高9.75亿美元里程碑付款；
2025年1月8日，其又以5000万美元首付款，最高11.5亿美元里程碑款的价格，将EGFR/HER3双抗ADC DB-1418授权给Avenzo Therapeutics。
自2023年以来，映恩生物先后达成了5项共6款ADC对外授权交易，潜在总交易额合计超过50亿美元，已经成为国产ADC出海的“生力军”。
在融资困难、人人都想出海的当下，屡屡通过BD大额回血的映恩生物，无疑是令人羡慕的。
这背后，是其对中国优势的充分理解和贯彻，即充分利用国内工程师红利、临床资源、效率优势。
2019年，投资人朱忠远下场创业，成立映恩生物，并引入第一三共多位科学家，搭建起其核心技术平台DITAC等。
投资人创业拿融资，具有天然的人脉优势和认知优势，映恩生物的投资人阵营中，不仅有礼来亚洲等大基金，更有药明系、泰格医药等。
这意味着，其不仅“弹药”充足，更能与药明系达成紧密合作。在多方资本的加持下，映恩生物迅速搭建起ADC管线，不仅布局了成熟的HER2、TROP2靶点，还有B7-H3、HER3等新兴的靶点，以及双抗ADC等。
尽管进度最快的管线并非FIC，但其讲述的是新一代ADC(相对低活性毒素/高DAR值)的故事。
被BioNTech看中的DB-1303，正是如此。DB-1303针对第一三共的Dxd毒素进行了改造，映恩生物在Dxd酰胺位用一个环状烷烃替换原有的亚甲基。基于对毒素的优化，DB-1303在给药期和恢复期的猴子中未观察到DS-8201表现出的间质性肺炎。
此前映恩生物在ASCO上公布的I/II期数据显示，DB-1303治疗内膜症患者的总体总体客观缓解率（ORR）为58.8%，疾病控制率（DCR）为94.1%。安全性方面，在所有接受评估的晚期/转移性实体瘤患者中，DB-1303的耐受性良好且安全性可控。
随着多管线的临床研究推进，映恩生物开启加速出海模式，一跃成为ADC出海大户。
02、踩中时代脉搏
一家公司的命运，既要靠自己的奋斗，也要考虑时代的进程。
幸运的映恩生物，踩中了时代脉搏。
2019年，国内创新药正是烈火烹油，PD-1热闹非凡，映恩生物则选择了尚未大火的ADC。
2022年，DS-8201引爆ADC赛道，ADC赛道的预期被打满，海内外药企开始加大投入；2023年，国产ADC彻底爆发，出海交易总额超215亿美元。
受益于ADC大火，映恩生物估值水涨船高。短短几年时间，共完成4轮融资，估值翻了16倍。
在2020年5月进行种子轮融资时，映恩生物的估值只有1300万美元。到2023年3月完成3000万美元的B2轮融资时，其投后估值达到了2.03亿美元。
当然，映恩生物身价的飙升，不只有运气，还有实力成分。
从技术平台来说，其成功构建了四个新一代ADC技术平台，DITAC（免疫毒素抗体偶联平台）、DIBAC(创新双特异性抗体偶联平台）、DIMAC(免疫调节抗体偶联平台）、DUPAC（有效载荷抗体偶联平台）。
其中，最主要的技术平台就是DITAC。这是基于拓扑异构酶抑制剂的ADC平台，其核心看点在于，通过优化的毒素、连接子来拓宽治疗窗口，进而改善疗效和安全性。
对于ADC企业来说，技术平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平台越先进，ADC药物的能带的“子弹”越多、药效就越好，同时它能搭载的“毒素”种类也越广，毒副作用更低。
DB-1303、DB-1305、DB-1324等被BioNTech、GSK看中的管线，正是DITAC平台的产物。
有技术的同时，映恩生物也讲究差异化策略。仍以DB-1303为例，众所周知，HER2 ADC赛道卷到极致，而DB-1303除了进行了毒素升级，还在适应症方面下文章，其首个适应证为内膜癌，与已上市的同类药物错开，目前正处于全球单臂2期注册研究阶段，最早将于2025年向FDA申报加速批准。
另外一款靶向HER3的管线DB-1310，适应证为非小细胞肺癌，目前大部分同类药物研究集中在单药的二线治疗，但映恩生物的方向是与阿斯利康的奥希替尼联用，治疗络氨酸激酶抑制剂（TKI）耐药的EGFR突变NSCLC患者。
种种因素的共同促进下，映恩生物成了市场眼中的ADC黑马。当然，ADC竞争激烈，最终能否脱颖而出还要看其后续研发实力和市场表现。
03、价值最大化
在一笔笔可观的BD交易背后，更吸引人眼球的或许是映恩生物转手赚差价。
比如，映恩生物最新出海的DB-1418，被买方创始人视为EGFR/HER3双抗ADC赛道的BIC。
“在看到百利天恒与BMS的BL-B01D1之后，我们立即看到了该资产中的漏洞，它特别与安全性有关，另外我们基于拥有的DB-1418资产临床前数据，我们认为它可以是同类产品中最好的”，Avenzo创始人Countouriotis表示。
为此，其为该临床前分子支付了5000万美元首付款。
值得注意的是，DB-1418的母体HER3抗体来自于北京先通，买下来不过10个月时间。
去年3月，映恩生物与先通签订的技术许可协议，花100万美元首付款买下该抗体。随后，映恩生物凭借专有的DIBAC平台开发了这款ADC。结合与Avenzo的5000万美元首付款，映恩生物转手就获得了50倍的差价。
当然，DB-1418能够达成交易，不仅来自于HER3抗体，还来自于映恩生物EGFR/HER3双抗的构建，以及其DIBAC平台的贡献。
DB-1418通过一个可裂解连接符与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有效载荷P1021结合而组成，DAR值为6。根据招股书，与“2+2”药物形式的双抗ADC相比，DB-1418的“1+1”药物形式不仅能增强对肿瘤组织与正常组织之间的选择性，还有潜力为肿瘤带来更多有效载荷。
在临床前研究中，DB-1418在6mg/kg的NCI-H1975模型中实现了99.32%的肿瘤生长抑制，显著高于HER3靶向ADC 53.88%的肿瘤生长抑制。
尽管赚差价的表述并不准确，但是，映恩生物这种借助外部合作，产生更大项目效应、价值最大化的模式，也值得市场学习，这也是其短短几年内，与多家药企合作实现6款ADC药物出海的核心所在。
此前，映恩生物首席科学官邱杨曾介绍，他们有一套自己的CP2竞争策略：C是指“差异化的临床开发”；两个P分别指“创新的ADC药物平台”和“风险管控的研发管线”。
C与P1（平台）是关键，在此基础上的风险管控管线，更是关键。
从具体执行来看，映恩生物目前大部分管线为引进抗体序列和授权合作形式进行开发。这种形式既能弥补自身的短板，也能获得一定收入支持研发，又能加速出海、参与全球竞争。
过去几年，BD早已成为创新药企在复杂的经济形势下，努力活下去的一种融资方式，也是整个行业过去多年创新研发成果的一个集中呈现。
好的一点是，国内创新药企正在回归biotech的初心，聚焦核心管线研发，将自己的长处发挥到极致。可以看到，包括映恩生物在内的biotech正在将一些早期项目授权出去。据Insight数据，创新药海外license out交易中，I期、II期临床管线的数量占比从2019年的17%上升至2024年1-11月的46%。
这是因为本土企业的早期管线创新成色更高，部分具备全球FIC、BIC潜力，在ADC、双抗细分领域相比MNC已具有局部技术优势，因此更受青睐。
硬币的另一面则是，今天的果实背后是昨日的辛劳，而资本寒冬今天种下的因，尚不知道明日会结出什么样的果。
当然，无论是凭借自身价值在寒冬逆市完成融资，还是通过license out间接完成融资的biotech，都将获得下一阶段生存的门票。映恩生物这种风险管控、价值最大化的做法，也值得借鉴。
这既是产业分工与合作模式的冰山一角，也是生态不断成熟的体现。因为，被收购也好，license out也罢，并不意味着结束。
相反，有创新技术却不能真正影响市场才是沦没。
（信息来源：氨基观察）
利好政策不断，脑机接口迎来发展新风口：医疗健康获益如何？
岁末年初，脑机接口领域多次传来重磅消息。
连日来，政策端利好消息不断，1月10日，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印发《上海市脑机接口未来产业培育行动方案（2025—2030年）》；1月8日晚，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加快北京市脑机接口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5-2030年）》于近日印发。
除了地方着力推动脑机接口发展之外，我国也在针对某些领域重点开展技术攻坚活动。1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重点推动脑机接口等技术的研发应用。
目前，医疗健康是脑机接口最主要的应用领域，同时也是最接近商业化的领域。有业内观点认为脑机接口行业经历了从学术到科研、从科研到产业、从产业到商业化的变革，正进入快速的商业化阶段。
在今年的全球消费电子展（CES）上，埃隆·马斯克在接受采访时透露，截至目前，已有3名患者成功植入了Neuralink公司的脑机接口芯片，同时计划在今年对20至30名患者开展临床试验。这将大大加速脑机接口商业化的进程。
再观国内，脑机接口发展同样迅速。1月2日，脑虎科技宣布，其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的合作项目，成功实现了“脑控”智能设备和“意念对话”。这一成果不仅在实时运动解码方面取得了突破，更在实时汉语解码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
Precedence Statistics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脑机接口市场规模为23.5亿美元，预计2033年达到108.9亿美元，2023-2033年复合增长率为16.55%。而中国市场将在其中占据重要位置。
如今，随着各项政策的落地实施，脑机接口的发展将迎来快速发展阶段，业内普遍认为医疗健康或将是这一轮风口中最大的获益者。
政策驱动发展
2024年1月，工信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脑机接口被列为十大创新标志性产品。
在近日的人工智能大会上，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副所长、脑虎科技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陶虎指出，脑科学经历四五十年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然而脑机接口的发展目前也面临一些痛点：首先是硬件不统一，在研究过程中，不同国家、不同大学用不同的电极、不同的芯片；其次是软件不统一，有企业自己开发的软件，也有不同公司提供的软件；再次数据不统一；此外算法也并不统一。
沙利文大中华区执行总监周明子指出，由于脑机接口行业是重要的未来产业，以及脑机接口关乎生命健康、隐私安全、伦理安全等，行业标准制定是产业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步骤。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7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就聚焦行业标准，发布了《脑机接口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筹建方案》，委员会名单也已经公示。随着相关标准的出台，脑机接口将迎来更大发展。
有业内观点认为，2020年之后，脑机接口便进入了产业发展期，随后学术往产业的转化开始加速。同时，马斯克创立的脑机接口公司Neuralink在2020年、2021年都有一系列进展的发布，更是加速了行业的发展，资本市场的涌入也开始加速。
尤其是近两年，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的推动下，资本更是展现出对脑机接口独有的兴趣。IT桔子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脑机接口领域共发生投融资案件5起，金额共计1.81亿元。
从学术向产业的转化，政策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今相关政策仍在被密集推出。今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深化药品医疗器械监管改革促进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对脑机接口设备等高端医疗装备和高端植介入类医疗器械，予以优先审评审批。
根据上海今日印发的未来五年行动方案，2030年前，系列侵入式、半侵入式脑机接口产品进入医疗器械注册审批阶段，帮助失明患者，部分恢复视觉能力；帮助瘫痪患者，部分恢复全身的触觉感知与运动能力；为难治性癫痫、重度抑郁症等脑疾病，提供新型治疗手段。
而北京日前所发布的脑机接口未来五年行动方案，明确鼓励各类创新主体开展脑机接口技术在疾病精准识别与预测方面的应用探索。鼓励社区医疗机构依托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相关设备，在康复等重点方向开展应用。支持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面向临床重大需求开展侵入式脑机接口的临床研究和应用。
有券商分析师表示，随着相关政策的推出，脑机接口将迎来较大发展。未来在商业化落地的过程中，一方面，企业要考虑技术的有效性，无论是用脑机接口做诊断，还是将其作为器械或数字化产品，都还需要漫长的临床试验验证其有效性；另一方面，企业在布局时要从更大的角度出发，包括从技术成本、伦理等方面通盘考虑，这样才能最终跑通整个商业模型。
患者恢复消息不断
如果按照采集脑信号时电极植入大脑位置的不同来分，脑机接口主要有侵入式、半侵入式和非侵入式三类。
马斯克的Neuralink是侵入式的代表，颇受行业关注。其技术路线主要是通过神经外科手术，将电极植入硬脑膜下的大脑皮层，进行高通量的神经信号采集。
2024年1月，马斯克宣布Neuralink完成首例人类大脑设备植入手术。3月，Neuralink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这位四肢瘫痪了8年的患者已经可以通过意念操纵鼠标。
同年7月，马斯克透露了Neuralink的目标，即到2026年植入1000个大脑芯片。11月，Neuralink传来消息，已获加拿大卫生部批准启动在该国的首次临床试验，目前已开始公开招募受试者。
国外在脑机接口领域加速推进，国内亦是如此。实际上，国内首个接受脑机接口植入手术的案例比Neuralink的首例还要早3个月。
2023年10月，一位瘫痪13年的患者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接受了脑机接口植入手术，两个月后，该患者已经可以感受到妻子触摸他手臂的冰凉感。如今在不使用气动手套的情况下，他已经能够自主完成一些日常动作，如吃饭、喝水、抱孙女。
去年11月，上海首例、全国第三例脑机接口植入手术采用半侵入式产品，将其植入在颅骨上方、头皮下方，不用打开硬脑膜。术后一个月，患者的康复情况让业内“震撼”，其已经可以完成拿水瓶、拿苹果等测试，准确率高达80%-90%。
据透露，该产品由博睿康与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洪波教授团队合作研发，预计2025年将在全国10个中心开展30-50例脑机接口临床试验。
而非侵入式产品是目前脑机接口商业化应用的主要类型，主要用于康复、改善等场景。正如上述所提及的，北京此次方案明确鼓励非侵入式脑机接口设备在社区医疗机构落地，便是基于目前该类应用较为成熟。
“整体上看，脑机接口已经过技术论证期，即将步入大规模产业化阶段。”上述分析师指出。
东吴证券计算机行业首席分析师王紫敬指出，根据广义BCI（脑机接口）的定义，结合我国现行《医疗器械分类目录》的规定，与BCI相关设备的分类主要为II类和III类。由于III类医疗器械在注册难度、监管要求、申请受理部门层级和申请时长等方面都远高于II类医疗器械，我国脑机企业目前大多选择非侵入式采集技术路线。对于侵入式脑机设备，目前都处在临床性研究和动物实验阶段。
“脑机接口作为未来产业和前沿技术，大家关注的技术方向区别很大。不过这些技术方向并没有优劣之分，技术最终落地，取决于不同应用场景下的稳妥选择。”陶虎说，对于企业而言，无非是在做两件事，一是通过广泛的临床研究和针对重大脑部疾病的治疗，让患者恢复；二是拓宽技术天花板，将人类大脑与外界更强大的感知器和执行器联合起来，做更多五官、四肢的延续。
（信息来源：21经济网）
开年即冲刺！跨国药企向Biotech撒钱，本土创新药“出海”再加速
跨国药企（MNC）积极收购潜在管线的同时，本土创新药企也顺利推进并完成了多起BD合作。
1月14日，阿斯利康宣布与苏州宜联生物正式签署临床研究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阿斯利康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度伐利尤单抗联合偶联生物靶向B7H3的抗体偶联药物YL201治疗多种实体瘤的潜力。
前一天，先声药业集团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声再明与全球生物制药公司艾伯维（AbbVie）宣布，双方已就先声再明的在研候选药物SIM0500达成许可选择协议。SIM0500目前正在中美两国开展针对复发或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MM）的临床I期研究。
从两家本土药企与跨国药企达成的BD合作来看，双方正在聚焦肿瘤领域加速实现管线补位。
有券商医药行业分析师表示，在全球新药研发竞争激烈的背景下，中国生物科技公司与国际制药巨头的合作日益频繁，这种合作基于双方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的需求。对于跨国药企而言，受到专利悬崖到期、成本控制压力、战略调整需求以及研发效率提升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其在市场布局上采取了既“保守”又“进取”的双重策略。
“从金额和技术方面来看，双方都有明确的预期和诉求。因此，双方均以实现互利共赢的合作目标为基础，跨国药企倾向于关注那些具有创新性和市场潜力的技术领域，而Biotech则期望能在合作初期获得更丰厚的首付款，以缓解当前的资金需求。”上述分析师说。
筛选优质标的
跨国药企希望通过并购获得领先技术，而中小型药企则希望借助跨国企业的资源加速市场拓展。在此基础上，选择优质标的成为双方共同的诉求。
阿斯利康与宜联生物宣布达成临床研究合作，双方将基于在临床前研究中展现出的联用协同效应，共同探索其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度伐利尤单抗联合宜联生物靶向B7H3的抗体偶联药物YL201在多种实体瘤患者中的治疗潜力。
目前，对于肿瘤这类复杂疾病，单一疗法往往难以实现最佳治疗目标。随着创新技术手段和药物的涌现，联合治疗已经显示出其在肿瘤临床治疗中的巨大潜力。研究显示，ADC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联合用药有望提高肿瘤患者的临床获益。
先声药业与艾伯维此次达成合作的SIM0500是一款人源化GPRC5D-BCMA-CD3三特异性抗体，由先声再明通过其专有的T细胞衔接器多特异性抗体技术平台开发。该分子结合了低亲和力而高靶向激活的CD3抗体，以及抗G蛋白偶联受体C家族5组成员D（GPRC5D）和抗B细胞成熟抗原（BCMA）的两种抗肿瘤相关抗体。SIM0500通过多种抗肿瘤机制，表现出了针对MM细胞的强大T细胞毒性效应。
根据该协议条款，先声再明将从艾伯维收取首付款，以及最高10.55亿美金的选择性权益付款和里程碑付款。先声再明将额外获得基于该产品在大中华区以外地区净销售额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艾伯维有权就大中华地区净销售额收取分级特许权使用费。
实际上，除了上述两大BD交易，2025年开年以来，多家跨国药企披露了与Biotech企业达成了相关合作协议，而ADC成为最大的“网红”。例如，1月8日，映恩生物宣布与Avenzo Therapeutics（下称“Avenzo”）签订一项独家许可协议，Avenzo将获得在全球范围内（大中华区除外）开发、制造和商业化DB-1418/AVZO-1418的独家权利。
DB-1418/AVZO-1418是映恩生物开发的EGFR/HER3双特异性ADC。根据协议，映恩生物将获得5000万美元的首付款，并有资格获得高达11.5亿美元的开发、注册及商业化里程碑付款。同时，映恩生物还有资格获得Avenzo在其区域内的销售收入分成。
此外，信达生物也在1月2日宣布授予罗氏IBI3009的全球开发、生产和商业化的独家权益，这是一款靶向Delta样配体3（DLL3）的新一代ADC候选产品。根据协议，信达生物与罗氏制药达成协议，信达生物将获得8000万美元的首付款，以及最高达10亿美元的开发和商业化潜在里程碑付款。此外，信达生物还将获得基于全球年度销售净额的梯度式销售提成。
沙利文大中华区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毛化日前表示，跨国药企与Biotech达成BD合作主要基于两大考量因素：一是“降本增效”，即重组组织管理结构并优化产品管线以降低运营成本；二是采取内生增长与外延扩张并重的策略，旨在扩大创新药物的布局。其中，与Biotech合作成为应对当下挑战的重要策略之一，Biotech专注于特定治疗领域或技术平台，通常在药物研发的早期阶段具有明显的创新优势。
“跨国药企购买Biotech的管线，可以高效完善自身的产品管线布局，抓住下一个市场机会，培育出新的竞争优势。”毛化指出。
进击海外市场
在合作牵手之余，也有不少本土药企积极推动创新产品登陆海外市场。
例如，1月10日，科伦博泰生物与和铂医药共同宣布，就创新药抗胸腺基质淋巴细胞生成素（TSLP）单克隆抗体SKB378/HBM9378与Windward Bio公司签订许可协议。根据许可协议，Windward Bio获授予SKB378/HBM9378在全球（不包括大中华地区及部分东南亚和西亚国家）的研究、开发、生产及商业化的独家许可。
作为回报，科伦博泰与和铂医药有资格收取合计最高9.7亿美元的首付款和里程碑付款，以及基于该药净销售额计算的个位数至双位数百分比分级特许权使用费。首付款及近期付款合计4500万美元，包括现金对价和Windward Bio母公司的股权。
“SKB378/HBM9378是我们首个采用NewCo模式对外授权的免疫产品，未来，我们将继续扩大全球影响力和战略合作，实现产品管线价值的最大化。”谈及该合作模式，科伦博泰首席执行官葛均友介绍，NewCo模式是指国内药企通过与国际资本合作设立海外子公司，将特定管线的海外权益装入该子公司，以获得现金和股权补偿的一种模式。该模式兼具出海和融资两大属性，是创新药与海外市场的双向奔赴。
NewCo模式作为一种创新的国际合作方式，正逐渐受到企业的关注，并被认为是2025年创新药企“出海”的重要模式之一。前述分析师表示，单纯的License-out只能赚到业务的现金流，而NewCo的优势是有把管线资产化的能力，可以边赚现金流边赚估值的钱。与License-out相比，NewCo模式不仅局限于把单个产品授权给海外企业，而是以新公司为载体，全面掌控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过程。这种方式有助于企业更好地积累国际化运营经验，并提升品牌影响力。
“还有一点就是NewCo可能是比License-out更快的一种出海方式。”该分析师认为，NewCo模式为中国生物制药企业提供了一种创新的出海路径，以灵活、高效的方式加速全球化布局。在目前国际市场监管环境趋严和竞争加剧的背景下，NewCo不仅能帮助企业快速融入海外市场，还有助于提升品牌影响力。
不过，也有创新药企高管表示，在海外市场，最关键的还是产品能否切实满足临床的实际需求。
从宏观和长远的角度看，公司必须明确战略和投资布局的重点，坚持长期规划，避免短期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若我国在创新药领域缺乏足够的市场规模和价格体系支撑，单靠海外市场来实现产业的扩张与壮大，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上述药企高管直言，从企业长久发展角度出发，他们更倾向于采取战略性措施，有所选择地出售部分产品，而非一味地出售所有产品。简单地出售“青苗”并不总是最佳的外部合作模式，针对不同的产品需要探索和考虑多样化的合作模式。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和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的数据，全球医药市场规模整体呈现增长趋势，2023年达到14723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20694亿美元。相比于中国市场，以美国为代表的海外发达国家展现出更高的创新药物市场支付能力。然而，创新药企能否顺利踏上国际化征程，还需时间和市场的双重考验。
（信息来源：21经济网）
AI为药物研发按下“快进键”
不久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联合发布《卫生健康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参考指引》，列出药物研发等84种具体应用场景，为人工智能（AI）技术赋能药物研发按下了“快进键”。
长期以来，在药物研发行业存在一个著名的“双十”魔咒，即新药研发需要花费10年时间、10亿美元。如何打破这一魔咒，AI被寄予厚望。在日前召开的学术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表示，AI将为半导体行业带来5550亿美元的价值，而为制药行业带来的价值可达1.2万亿美元。
近年来，生成式AI在垂直产业持续发力。它给新药创制带来什么？一系列AI技术的应用和平台建设正不断提高药物研发效率，人工智能技术或将引发医药产业的颠覆性变革。
提升研发效率
在药物研发全链条发挥作用
2023年底，困扰业界60年的新抗生素发现难题被AI破题。《自然》杂志刊文讲述了科学家运用AI技术首次发现抗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的新抗生素的历程。
以3.9万种化合物对MRSA的抗菌活性数据作为训练“脚本”，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团队获得了抗菌能力的评估预测模型。随后以3个深度学习模型为基础，团队又“塑造”出化合物人类细胞毒性的“鉴定师”，对1200万种化合物进行“筛选”，最终获得能对抗MRSA又对人体安全的化合物。
这样的实验，仅靠人力几乎难以完成。然而，AI凭借“硬核”实力，大大缩短了对每一个分子进行评价和验证的时间。
以往，针对靶点设计药物的成功率非常低。数据显示，即便是《细胞》《自然》等权威期刊上报道过的原始靶点，其成药几率也小于10%。
靶点有了，为什么设计药物还是难？以小分子化学药物为例，依据“钥匙开锁”的原理，针对靶点设计化合物，化合物库中的备选分子多达成百上千种，筛选耗时耗力。
“新药研究实践表明，要在老靶点上寻找更好的新药越来越不容易。”陈凯先说，与此同时，新靶点发现难度也越来越大，需要新思路新技术“破局”。
而人工智能在新靶点的发现和预测方面能为人类提供前所未有的帮助。
陈凯先介绍，国外研究数据显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可以使药物设计时间缩短70%、药物设计成功率提升10倍。
“理论上AI可以对药物研发的全链条发挥作用。”陈凯先表示，在新药研发的整个链条中，一个新靶点的发现往往会带动一批新药产生，推动临床治疗的突破。
“我国尤其需要抓住AI助力医药原创发展的机遇期。”陈凯先表示，相关数据显示，过去十几年，我国每年发现的潜在药物靶标数量始终徘徊在6个以下，我国新药研究仍以追赶、跟随为主。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正成为发现新靶点的利器。例如，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郑明月等研究团队发展“脸谱识别”新算法，通过提取化学结构特征、基因变化特征、药物活性特征来关联比对查明新靶点。这一技术成功用于寻找抗肿瘤老药甲氨蝶呤的免疫靶点。
AI在从文献知识中发现新靶点方面也颇有优势。陈凯先表示，过往基础和临床研究积累了大量数据，这些发现“互不关联”地分散存储在研究文献中，它们之间的潜在关联难以被人类发现。人工智能具有强大、高效的学习分析能力，能够将散布在大量文献中的关联关系挖掘出来，推动新机制、新靶点的识别。
“尽管我国现在还没有AI辅助研发的新药获批上市，但已经有不少新药在AI协助下快速进入临床试验阶段。”陈凯先说。
降低研发成本
药物试验费用不再高昂
2024年年底，斯坦福大学等研究团队在《细胞》杂志发文称，多尺度、多模态的大型神经网络模型已经具备表示和模拟分子、细胞和组织在不同状态下行为的能力。在此基础上，AI虚拟细胞有了高保真模拟、加速发现、指导研究的可信性。
此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文称，研究者用硅基“病人”替代生命形式的碳基“病人”，模拟结果与真实数据高度一致。
研究中，1635个“活在电脑里”的“虚拟病人”，患上了乳腺癌且癌细胞已发生转移。通过试验，研究者找到了生物标志物指导乳腺癌临床治疗的优化路径。
基于体外、体内、临床、人群水平和多组学等数据，研究者对患者的药物反应进行“数字孪生”，生成“虚拟病人”丰富的药效药理数据，用于生物标记物、药物等方面的测试。
“人类对生命活动的想象和思考，能够以数据的方式传递给算力，这是实现虚拟生命或细胞的基础。”北京大学未来技术学院副院长席建忠表示，在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分子生物学通过不同层面的组学数据“解读”生命，如基因组学、蛋白组学、转录组学等，积累了大量生命科学数据。
随着技术融合发展，人类的数据获取能力越来越强。“光学成像技术现在已达到纳米级别，可以看到细胞中的细胞器动态‘录像’。”席建忠说，大量新数据、新研究衍生出成像组学等新学科。这些突破在深入解读生命的同时，也成为数字生命的基础。
事实上，我国科研团队已在基础设施、科研课题等方面早有布局。例如在北京怀柔，耗资数十亿元的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已初具规模，细胞成像楼、医学成像楼、全尺度整合中心等组成具有硬实力的科技“航母”，其中，全尺度数据处理中心将为相关研究提供强大算力支持。
“不同团队正在开展一些关键器官数字化的工作。我们希望实现肿瘤细胞数字化。”席建忠表示，肿瘤具有高度异质性和动态性，人人不同、时时在变，有效的药物筛选十分困难。
“虚拟肿瘤细胞能够告诉我们，在某一药物作用下，细胞内部信号通路如何变化。”席建忠说，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基于现有数据和基础模型进行肿瘤细胞“雏形”的构建，然后对其进行训练。
“现实生活中，要进行药物试验。如果一位患者吃一种药，几千种药至少需要几千位患者来试验。这样一来，实施困难、成本高。”席建忠说，虚拟细胞在一套模型中可以同时“吃”几千种药，获得几千套数据，实现高通量和高保真，将极大提升肿瘤药物的筛选效率。
生成式人工智能最令研究者着迷的是它的“出其不意”。席建忠表示，在科学探索方面，AI能够打破不同领域的边界限制。例如，对心血管、传染病的交叉研究，可能会发现抗病毒药物具有降血压潜力之类的“惊喜”。
缩短研发周期
啃下罕见病药物研发“硬骨头”
在药物研发领域，罕见病药物研发是块难啃的“硬骨头”。正因为如此，药物审评审批为它专门开设了“孤儿药”绿色通道。
4年到5年，这是当前罕见病诊断的平均耗费周期。患者少形成了“无米之炊”的困局——罕见病难以“被看见”，临床试验病例数少是罕见病药物研发的难题之一。
现代医学发展至今，为什么确诊一个病还要耗时这么久？
“罕见病并不会带着‘铭牌’而来。”华大基因AI专项负责人梁伦纲表示，它会被当作一种常见病，如孩子发育明显落后同龄人时，往往会问诊营养科。
“罕见病诊断面临症状、基因变异两端都‘开放’的问题，而确诊是要通过各种方法实现两端‘收敛’，最终得到匹配的‘连线’。”梁伦纲说，患者经过各种试错仍无法找到病因后，才有可能被确诊患有罕见病。如今当人工智能迈入生成式大模型阶段，能够回答各种开放式问题之后，罕见病诊断有望跳过“试错”阶段。
日前，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张抒扬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领域科技创新发布会上介绍，首个罕见病人工智能大模型GeneT上线，协助基层医生做罕见病的诊疗。
从回答“是”或“否”的判断题，到能够解答“这是什么，为什么”的复杂问答题，AI提升了罕见病的诊断能力。
“和其他应用领域一样，AI先是快速掌握罕见病领域的专业知识。”梁伦纲介绍，公开罕见病数据集和文献，以及华大在检测服务中的数据都会转化为AI的“知识”。最重要的是，华大基因与北京协和医院开展合作，及时应用罕见病临床诊疗中的一线经验，让AI具备临床“经验”。
“我们不仅给AI输入了罕见病的海量知识，还教会它如何像遗传专家一样思考。”梁伦纲介绍，华大基因通过将专家的思考过程转化为AI能理解的语言，让新模型GeneT学会精准筛选导致罕见病的基因变异，效率提升20倍，且在模拟和真实病例中的准确率分别达到99%和98%。
梁伦纲表示，目前GeneT在完成初步分析后，最终确诊还需要专家把关。
资料显示，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助力下，罕见病患者的确诊时间有望从数年缩短到4周以内，这使得绝大部分罕见病无特效药的“冰山”开始松动。
数据显示，我国2017—2022年期间的在研罕见病药物数量大幅增加，年均增长率达34%。然而，《中国临床药学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约43.9%罕见病药物临床试验实际入组人数小于目标入组人数。
在国家罕见病登记系统的支持下，罕见病临床队列相继建立，以推动相关领域药物研发。“这让罕见病患者得到早诊断。”梁伦纲表示，罕见病“被看见”，将缓解罕见病药物研发临床队列稀缺的问题，为罕见病药物研发提供有力支撑。
专家认为，未来3—5年，我国将进入AI药物研发快速发展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将肩负起分子优化、合成路线设计以及自动生成、自动分析、自动筛选的全流程研究工作。
“我们期待第一个AI设计研发的药物能够尽快获批上市。成果转化和落地应用仍旧是医药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命门’。”席建忠说。
（信息来源：科技日报）
自免TCE开始有人掉队了
2024年以来，自免领域的TCE彻底火了。
海外大药企持续押注该领域，国产TCE也随之坐上了风口，诞生了国内Biotech出海史上两项价值巨大的交易，包括同润生物和默沙东达成CD3/CD19双抗的收购，合作首付款为7亿美元，仅次于BMS与百利天恒关于双抗ADC的合作；
以及GSK收购恩沐生物的CD3/CD19/CD20三抗CMG1A46的合作，交易首付款为3亿美元，也是较高的水平。
自免TCE的大火是事实，但不可否认，这一领域也充满了未知数。
1月10日，从肿瘤转型自免的IGM Biosciences，就遭遇了打击：核心管线CD20xCD3双抗IGM-2323在自免领域展现的B细胞耗竭深度让人失望。
IGM不得不终止IGM-2323的研发，以及另一款TCE IGM-2644也被迫终止。原因在于，两款TCE的设计思路相同，都采用IgM抗体。但从IGM-2323的表现来看，成功概率可能不大。
失败的消息，让IGM的股价大跌近70%，市值只剩下1.24亿美元。
IGM的遭遇不会是普遍现象。但一定程度上，它如同风向标指明一件事——这个黄金赛道，注定会冰火两重天，火爆的同时，掉队者也会持续出现。
01、放弃肿瘤，押注自免
过去几年，在自免的热潮下，许多专注于肿瘤研发的biotech，因为各种原因转道自免赛道。IGM也正是这样一家公司。
作为曾经的明星肿瘤biotech，IGM辉煌过，市值曾经超过60亿美金。但随着临床研究的不尽如人意，以及与赛诺菲等重磅合作伙伴的分道扬镳，迫使它做出战略选择。
2023年12月，面对持续减少的现金，IGM开始转向：放弃血液瘤的研发，进入自免领域。
彼时，IGM手中的两款TCE，CD20xCD3双抗IGM-2323、CD38xCD3双抗IGM-2644均在血液瘤领域进行探索，前者针对非霍奇金淋巴瘤，后者针对多发性骨髓瘤。
但IGM决定停止两款TCE在血液瘤的研发，理由是竞争格局不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IGM彻底放弃肿瘤管线，其还有IgM抗体aplitabart在结直肠癌领域进行探索。
只是，2023年年末的决定，看起来并不“完美”，现金消耗速度仍然超出预期。2023年9月末，公司账上现金余额3.87亿美元；一年之后的2024年9月末，已经只剩下2.19亿美元。
面对继续缩水的现金，2024年10月，IGM希望进一步聚焦，“专注于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战略转向”。
这意味着，这家生物技术公司的资源将用于其在自免的TCE管线。
其中，CD20 x CD3双抗IGM-2323已经在类风湿性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和肌炎的临床试验中进行评估，预计在2025年读出临床数据。
至于CD38 x CD3双抗IGM-2644，则是在2024年底开始全身性重症肌无力的临床试验。
IGM可能也是众多资本寒冬中biotech的缩影，面对持续恶化的现金流，只能不断调整再调整，以让自己能够把有限的资源聚焦在最有可能跑出来的领域。
02、理想丰满，现实骨感
IGM全面押注自免TCE也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正如上文提及，去年以来，自免TCE受到了市场的追逐，MNC蜂拥而至，购买意愿强烈，同时，也愿意支付高额的首付款。对于IGM而言，一旦两款TCE之一在早期临床中结果积极，就有可能实现对外BD，从而全面复活。
而IGM自身的技术理念，也让其具备这一可能：IGM的抗体研发思路，与获批的主流药物略有不同。
抗体的类型分为免疫球蛋白G（IgG）和免疫球蛋白M（IgM）等。过去40年，获批的抗体主要是IgG类型。
不过，IGM希望开发IgM类型的抗体，其逻辑是IgM抗体有10个结合结构域，而IgG抗体有2个，这可能导致对靶细胞的总结合能力更高。
这种更高的结合力，可能带来一系列优势，比如显著增强杀死癌细胞或刺激T细胞的细胞信号传导、扩大可寻址靶点的范围，攻克困难靶点等。
其TCE也正是基于上述逻辑构建。IGM-2323通过将亲和力成熟的IgG抗体结合域嫁接到IgM抗体的多聚体框架上，并将结合CD3的单链Fv结构域融合到J链上，充分利用了IgM的亲合力和IgG抗体的高亲和力和高特异性。
在IGM看来，IGM-2323可在显著提升T细胞杀伤能力的同时，显著降低常规IgG双特异性抗体所带来的细胞因子风暴（CRS）。疗效更好，安全性更高，无疑能够在自免领域更有作为。
只是，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
1月10日，IGM宣布，在类风湿性关节炎和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Ib期研究中，IGM-2323疗效不佳。
“B细胞耗竭的深度和一致性不足以满足我们成功的高标准”，首席执行官Mary Beth Harler表示。很显然，IGM的抗体研发思路并不一定正确，至少IGM-2323未能让其看到成功的可能。
鉴于此，IGM也顺势终止了IGM-2644的研发，彻底转型自免的路看起来遇到了困难。受该消息影响，公司股价在1月10日大跌66.29%。
03、冰火两重天，下一个掉队的是谁
IGM的遭遇，可能也充分诠释了创新药研发的常态：九死一生。而这种情况，在火热的TCE自免领域，必然还会上演。
TCE一直在升级的路上。血液瘤TCE双抗，已经历经三次迭代。第一代TCE双抗安进的BiTE因为没有半衰期，所以采用连续静脉输注，而且有较大的CRS反应。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第二代血液瘤TCE双抗基本上都含有Fc段，半衰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采用了前剂量给药，进一步降低了CRS反应。这也为血液瘤TCE双抗带来了更高的预期。
目前，技术迭代探索仍在继续。第三代血液瘤TCE双抗为了进一步降低CRS，采用了亲和力较低的CD3抗体。虽然能否取得更好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证明，但无疑带来了更高的希望。
总体来看，TCE双抗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比较多，例如提高依从性和组装效率，这也必然是自免市场的焦点。毕竟，相对于肿瘤药物，自免药物对于依从性、安全性等要求更为严苛。
而火热的自免领域，也不是同质化竞争。例如，上文提及的GSK大并购案例中，GSK就认为CMG1A46分子设计有特点：对CD19和CD20阳性B细胞具有高亲和力，对CD3具有低亲和力，可以降低TCE通常相关的毒性。
GSK指出，临床前研究已经表明，“血液和组织中快速、深入的B细胞耗竭，这可能会导致患者产生更持久的反应”。
也正因此，GSK对该分子寄予厚望，希望将CMG1A46用于B细胞驱动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SLE）和狼疮性肾炎（LN），并有可能扩展到相关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只是，在彻底上岸之前，这种构思也仅仅只是构思，谁也无法清楚抗体在人体内将会有如何表现。IGM的处境，可能也给所有入局TCE自免市场的选手提了一个醒。
（信息来源：氨基观察）
国家医保局打出“组合拳”：医保基金监管持续升级，对药店影响几何？
新年伊始，国家医保局打出“组合拳”，持续加强医保基金监管力度。
1月11日，国家医保局发文宣布，启动2025年定点医药机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自查自纠工作，各级医保部门要对照国家医保局梳理形成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问题清单，以及国家医保局2024年已下发的心血管内科、骨科等6个领域问题清单，制定本地清单，并组织辖区内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在2025年3月底前，自查自纠其2023-2024年医保基金使用情况。
2025年4月起，国家医保局将对全国范围内定点医药机构自查自纠情况，通过“四不两直”方式开展飞行检查。与去年不同的是，今年特别强调了对相关人员，按照相关政策进行支付资格记分管理。
实际上，去年9月，国家医保局便已经明确将医保基金监管责任到人，并发布《关于建立定点医药机构相关人员医保支付资格管理制度的指导意见》。今年1月8日，国家医保局根据该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印发了《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相关人员医保支付资格管理经办规程（试行）》，再次推动支付资格记分管理工作的落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零售药店首次被纳入自查自纠范围。“目前来看，大部分地区的零售药店在医保的使用上确实还是有问题，而且这么多年很多问题已经形成习惯，这个习惯很难一下改变。所以，仍然需要加强药店方面的医保基金监管。2024年是合规元年，2025年医保局先让各大药店自查自纠，开展‘回头看’，并进一步通过记分的形式，严办落实不到位的主要责任人，这将使得药店的合规经营得到进一步加强。”有业内专业人士指出。
药店被纳入自查自纠范围
自查自纠是守护人民群众“看病钱”“救命钱”最直接的路径。2024年，国家医保局按照宽严相济的医保基金监管理念，首次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定点医疗机构自查自纠工作。从结果看，2024年1月-9月，医疗机构通过自查自纠，主动退回医保基金近36.2亿元。
今年的自查自纠工作，零售药店首次被纳入其中。自查自纠的主体，从定点医疗机构一类主体，延伸至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两类主体。
资深医改专家徐毓才指出，国家医保局让医疗机构自查自纠，尤其今年还将零售药店纳入其中，主要是因为近几年在飞行检查和常规检查中发现医药机构不规范的行为比较多。因此，现在国家医保局强调让医药机构先通过自查自纠及时发现问题，并退回违规的资金，从而减少相关机构对医药机构的处罚。自查自纠可以被视为一项医保基金监管的前置工作。
“从以往的自查自纠情况来看，有些地方做得并不是很到位。因为检查对照的标准不是特别明确，究竟哪些属于违规行为并不清楚。而且，自查自纠通常是用现在的标准查过去的问题，这也是需要关注的一方面。按理说，如果要查，就要让医药机构用过去的法律法规，或者过去的那些文件来对照检查。”徐毓才认为。
今年的自查自纠工作中，对于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问题，国家医保局列出了“虚构医药服务项目”“诱导、协助虚假购药”“参与倒卖医保药品”“回流销售”“为非定点医药机构进行医保结算”“串换项目”“将不属于医疗保障基金支付范围的医药费用纳入医疗保障基金结算”“伪造变造资料”“超量开药”“协助冒名购药或倒卖医保药品”“管理问题”等10多种类型，包含18类具体问题。
根据工作安排，各地需要在国家医保局制发的问题清单基础上，结合本地医保管理政策进行本地化部署，形成更有针对性、更加全面、更易操作、更适配本地的定点医药机构自查自纠问题清单。
定点零售药店需要在2025年3月底前，自查自纠2023-2024年医保基金使用情况。对自查自纠发现的问题要一一对应到结算清单的具体明细，形成自查自纠情况报告，及时退回违法违规使用的医保基金。同时，国家医保局也强调，各级医保部门可以主动开展数据分析，帮助定点医药机构提升自查自纠精准性。
2025年4月起，国家医保局将对自查自纠情况开展飞行检查。对自查自纠不认真、敷衍塞责，或隐瞒不报、弄虚作假的定点医药机构，予以从重处理、公开曝光；按照有关要求与纪检监察机关加强信息贯通；对相关人员，按照《关于建立定点医药机构相关人员医保支付资格管理制度的指导意见》的要求，进行支付资格记分管理。
“驾照式记分”强化监管
广大医务工作者是医保制度的积极维护者，医务人员手握处方“一支笔”，处于医保基金使用链条的关键环节，是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重要力量。
去年9月，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建立定点医药机构相关人员医保支付资格管理制度的指导意见》，借鉴“驾照扣分”的方式，对定点医药机构相关责任人进行记分。在此基础上，日前，国家医保局印发了《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相关人员医保支付资格管理经办规程（试行）》，指导各地做好相关人员医保支付资格管理经办工作。
其中，相关人员主要包括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的两大类。定点零售药店中的相关人员是为参保人提供使用基金结算的医药服务的主要负责人，包括定点零售药店的主要负责人。
在医保部门监管工作中，如果发现相关人员违法违规行为，将按照问题的严重程度对其予以记分。相对较轻的记1-3分，重一点的记4-6分，更严重的记7-9分，最严重的欺诈骗保等行为记10-12分。
一个自然年度内记分达到9分，未达到12分的，将暂停其医保支付资格1-6个月，暂停期内提供服务发生的医保费用不予结算（急救、抢救除外）。一个自然年度内记分达到12分的，将终止医保支付资格，终止期内所提供服务发生的医保费用将不予结算。其中，累计记满12分的，终止之日起1年内不得再次登记备案；一次性记满12分的，终止之日起3年内不得再次登记备案。
徐毓才指出，这会对整个医保基金监管带来较大影响。因为过去的监管主要到医疗机构，只是在查出来比较严重的医保基金使用问题，或者在检查中发现存在商业贿赂行为时，会进一步追究到个人。而现在通过“驾照式记分”直接聚焦到了个人，从规范建设的角度看，能够更进一步约束医务人员的行为。
然而，“驾照式记分”在具体的推进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难点。首先，相关部门有没有足够的人力和强大的能力去做监管是一个问题。其次，医保检查中包含很多人为因素，认定时主观性比较强，所以标准化方面还需要继续完善。此外，还存在地区之间差异性的问题，有些地方在监管上一直很严格，如今做这些就“顺水推舟”，可能会完成得比较好。而对另一些地方而言，推进这项工作可能会比较难。
“驾照式记分”是一种事后追责行为，而不是事前预防和事中纠正。在徐毓才看来，还需要和其他监管手段协同推进，比如医保局建立的知识库、规则库，让基金监管关口前移，自动拦截“明确违规”的行为，提示违反合理使用类规则的“可疑”行为。“多种手段协同推进或许可以取得更好的监管效果。”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零售药店应该如何调整以适应相关变化？“首先药店头上顶着一把利剑，医保是原则问题，基本上不能去触碰了。其次，作为药店的主要责任人，需要高度警惕，因为这有可能直接影响自己的职业生涯。最后，药店在医保层面的水分少了，就需要去市场化，去开垦线上，去做私域，以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上述业内人士说。
（信息来源：21经济网）
国资入场，生物医药产业如何迎来“春天”？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促进政府投资基金发展的重要文件，旨在构建更加科学高效的政府投资基金管理体系。
事实上，从2002年1月“中关村创业投资引导资金”设立至今，我国政府投资基金的发展已有超20年的历史，其作为“市场活水”的作用也愈发显著。“赫兰德咨询”官微数据显示，2024年，政府资金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出资规模稳居第一，出资总额约5478亿元，占比47%。
具体到尚笼罩在“资本寒冬”下的生物医药领域，清科研究中心统计显示，2024年上半年，生物技术/医疗健康行业发生投资案例579起，投资金额314.93亿元，分别同比下滑37.4%和47.9%，但背后国资参与频繁，已然成为推动这一领域发展的重要力量。
不过，业内不乏声音质疑，地方政府纷纷设立基金支持生物医药产业，是否会造成浪费；国资大量介入，是否会干扰市场自然选择，延缓项目出清；现阶段国资运营机制能否匹配生物医药领域发展特点……
盛力投资副总经理刘宏分析，“从生物医药领域当前的情况看，尽管这几年投融资环境不佳，但政府端在出资方面，无论是母基金还是子基金都有大量供给，不过其传导机制发挥效果需要时间，且生物医药行业拿到资金后的发展，也需周期来体现成果。”
上海国创生命健康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国科新研国际技术转移有限公司发展部主任佟艳辉表示，“《指导意见》强调基金要聚焦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市场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薄弱环节。这对于生物医药领域来说，意味着政府投资基金将更精准地投向生物医药前沿技术研发、创新药研发、高端医疗器械研发等关键环节，以及罕见病药物研发等市场动力不足的领域，为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提供坚实的资金基础。”
投资方向上，佟艳辉认为，（政府投资基金）依旧支持创新药研发、高端医疗器械、合成生物学、CXO和生命科学服务上游、国际合作（NEWCO模式）、产业链整合，支持重大项目和优质企业培育。政府引导基金通过并购整合，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链的优化升级。
国资，依然是主力军
近年来，国资和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的联结愈发紧密。据动脉橙数据库不完全统计，2023年，我国医疗领域由国资直接参与投资的事件数达388起，较2022年多出整整一倍。截至2024年3月底，我国医疗领域由国资直接参与投资的事件数69起，占融资总数的比例达31%。
据刘宏观察，国资布局生物医药领域可以总结四大特点。第一，地域侧重明显。一线城市凭借雄厚财力和长远产业规划，在生物医药领域发力显著，例如北京亦庄、上海张江等。同时，具有地方产业集群特色的地区也在积极推动，例如江苏泰州形成疫苗产业集群，湖南长沙则凭借医疗器械审批便利聚集相关企业。
第二，投资方向多元，投资路径不再单纯以创新药为核心。一方面，生物制造领域兴起，为生物医药带来新突破与尝试；另一方面，CRO（合同研究组织）配套不断完善，大量创新团队成长，提升了中国制药供应链服务能力，未来市场复苏，有望反哺创新药企业。
第三，融合新兴技术，人工智能与生物医药的结合成为新趋势。尽管相关技术尚未完全得到验证，但人工智能在靶点选择、分子结构设计等方面展现出独特优势，已有部分创新型企业进行应用，未来有望吸引更多资金进入。
第四，此前存在较大分歧的中药领域，近年来成为国资投资热点，而这也受益于老龄化趋势下中药的广阔市场空间。同时，中药能够转化为稳定的消费型或现金流产品，极具国资投资特色。
而随着各地政府的重视，也有越来越多面向生物医药领域的国资成立。仅2024年3月，国资创投平台苏创投集团牵头设立总规模50亿元的“苏创生物大健康基金”；厦门市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厦门市级产业投资平台，揭牌成立，注册资本200亿元；总规模为200亿元的北京市医药健康产业投资基金，也在昌平正式签约设立。
但业内也有声音担忧，对比全球范围内真正成熟的生物医药集群仅有约40个，目前中国超40个一二线城市将生物医药列为战略新兴产业，是否存在盲目跟随导致浪费？此外，当前生物医药市场正在经历一个自我修正的过程，国资的大量介入是否会干扰市场的自然选择机制？
在刘宏看来，我国生物医药领域较国际大药企更为落后，但其价值又十分重大，涉及基因、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关乎国家安全。在国资主导的背景下，为了生物医药产业的长远发展，实际上需要一定的饱和攻击，短期虽然会带来一定的浪费，但长期来看对追赶国际大药企的发展意义重大，最终会真正意义上的达到医保控费、生物医药产业升级的战略目标。
“回顾我国产业发展情况，宏观经济波动多与地方政府集中式投资有关，如90年代的家电领域等。如今生物医药领域获得国资大力扶持，也与我国一贯的推动经济发展的理念相关。”刘宏强调，“但生物医药细分领域众多，并非各地都适合大力发展，存在一定的集群效应。”
佟艳辉也指出，针对一些政府投资基金扎堆热门赛道等问题，《指导意见》提出优化产业投资类基金功能、鼓励国家级基金加强与地方基金联动等措施，“这可避免生物医药领域内政府投资基金的盲目跟风和同质化竞争，引导基金根据各地生物医药产业特色和优势进行差异化布局，集中资源支持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项目和企业，不仅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还能扩大资金规模和杠杆效应，推动生物医药产业的区域协同发展，也有助于技术经理人更好地整合区域资源，促进技术在不同地区间的合理转移和转化。”
如何适配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生物医药领域历来存在“双十定律”，即需要超过10年时间、10亿美元的成本，才有可能成功研发出一款新药。针对生物医药行业研发周期长的特点，刘宏认为应合理设置基金周期。例如2024年7月，上海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正式发布，其中生物医药母基金规模为215.01亿元，基金期限均为15年。
“耐心资本的介入，可使生物医药企业在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过程中，有稳定的资金支持，专注于长期技术发展，提高科技创新成功概率和成果应用转化效率。”佟艳辉补充，“此次《指导意见》提出合理确定政府投资基金存续期，发挥基金作为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作用，积极引导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保险资金等长期资本出资。”
此外，生物医药研发风险高，基金管理人往往因怕担责而不敢投、不敢退，导致很多有潜力的项目得不到资金支持，业内对于容错机制的呼吁由来已久。而建立健全容错机制也是此次《指导意见》的一大看点。
佟艳辉指出，《指导意见》明确侧重长期考核和整体评价、鼓励建立以尽职合规责任豁免为核心的容错机制等，能消除基金管理人的后顾之忧，使其更敢于对生物医药创新项目进行投资和管理，促进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
但容错机制在为创投市场注入新动力的同时，其有效落地仍面临诸多挑战。佟艳辉解释，“首先，容错不等于纵容失误或放松管理。如何在鼓励创新与防范国有资产流失之间找到平衡点，需要建立科学的风险评估体系和完善的尽职调查与决策程序。其次，容错机制的有效实施还需要一系列配套制度的支持，如详细的实施细则、健全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体系、完善的绩效评价体系。”
佟艳辉强调，“在容错与尽职免责机制中设置差异化的考核与监督制度，以确保基金管理人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相信各地容错机制会相继出台，将极大提高国有投资基金的风险容忍度。随着政策和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国有创投和政府引导基金的激励与尽职免责（容错）机制将在实际操作中展现更大的潜力和效力，将为中国创新经济的腾飞注入新的动力。”
事实上，2024年7月，成都高新区发布了全生命周期投资基金运营体系，其中明确了对各类投资基金亏损的容忍尺度，包括种子、天使、创投、产投、并购基金等政策性基金的容亏率从30%到80%进行设置，市场化基金的容亏率则设置为20%。
无独有偶，在《河南省天使投资引导基金实施方案》中也明确提出在40%的投资损失率下，对于因政策调整或不可抗力发生亏损等免责情形，不追究政府决策部门、受托管理机构和基金管理机构责任。
有业内人士认为，不少地方国资在“免责”上松口，很大程度上还是出于对退出的迫切需求。刘宏解释，“受地缘政治、国内政策以及IPO制度阶段性波动等因素影响，生物医药企业通过IPO退出难度增加。同时，国内生物医药领域缺乏大型买家，并购退出也相对受限。”
“但从去年起，不少国内创新药企通过license-out等形式将创新管线授权给海外药企，虽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资本市场退出方式，但能回笼资金、获得产品认同，长远看或与退出相关，对企业发展意义重大。”刘宏补充。
佟艳辉也提及，“此次《指导意见》提出规范基金退出管理、拓宽基金退出渠道、完善基金退出机制等举措。畅通的退出渠道对生物医药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意义重大。当政府投资基金支持的生物医药项目取得一定成果，通过股权转让、并购、上市等方式成功退出，不仅能实现资金的循环利用，使基金可以继续支持其他项目，还能为技术经理人在项目对接和资源整合方面提供更多的操作空间和明确的预期，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生物医药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
为更好地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在合理设置基金周期、容错机制及退出渠道之外，刘宏认为，国资的考核机制也尚需优化调整。一方面，当前国资多采用年度考核，关注年度利润或项目情况，导致国资倾向以母基金投资规避风险，其中的难点在于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估体系，精准筛选出优质的市场化投资机构。
另一方面，厘清招商与投资关系。当下国资考核常与招商结果挂钩，这容易导致投资动作变形，并非推动行业发展的最优解。国资应重新审视招商与投资的关系，优化制度设计，减少招商对投资决策的干扰。
CVC助力
国资之外，国内各大药企投资建立CVC（企业风险投资）已成为一种趋势和潮流。尤其2024年，除了上下游产业链整合，围绕高价值创新技术，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诸多企业纷纷出手，聚焦区域发展战略机遇和前沿创新机会积极参与。
举例来看，2024年1月，通用技术生命健康产业股权基金(义乌)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战略投资生命健康领域具有高成长性的未上市企业，或者参与高成长性上市公司定向增发；3月，复星医药宣布，公司控股子公司复鑫深耀、复星医药(深圳)、复健基金管理公司与深圳市引导基金等其他7方投资人，拟共同出资设立深圳市生物医药产业基金，计划募资50亿元。
同年7月，百洋医药集团与苏州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苏州系统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出资设立面向生命科学大健康领域的产业基金；年底，云南白药拟出资50亿元，与中银国际投资共同投资设立云南省中医药大健康创新基金。
在佟艳辉看来，国资与CVC的“耐心资本”组合，已经开始崭露头角。相较传统VC而言，除了可以实现财务回报外，更多是围绕重大战略及企业业务本身进行战略布局，通过投资孵化、并购等方式以巩固行业地位实现更多元的发展。
“制药企业在行业发展初期成立，经历了多年的政策转向与市场发展，对行业动态与趋势有更详细的认知。CVC基金在投资后管理方面，可以为被投企业招聘并输送人才，传递企业管理运营理念、研发与临床设计方案、上市申报流程等方面的知识，这对于生物医药行业至关重要。”佟艳辉认为，通过设立基金可以更好地整合产业链资源、实现产业升级和风险分散，同时也为药企带来了更多的投资机会和发展空间。
佟艳辉同时也强调，合规产业，方能行稳致远，“CVC的发展尤其是上市公司CVC的布局是未来创投行业的趋势，但上市公司和私募基金均属于被强监管的对象，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切记将合法合规放在展业的首位，包括激励约束机制、‘募投管退’运行机制、全过程监督管理、规范化的审批机制、政策联动协作、科学规范基金设立等。”
（信息来源：21经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