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星医药与徐州医科大学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推动源头创新科研成果转化
9月10日上午，复星医药与徐州医科大学战略合作协议及项目合作签约仪式在徐州医科大学主校区举行。
徐州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剑锋、徐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张晨；长三角国家创新中心生物与医药事业部主任助理吕雅娜；复星医药董事长吴以芳、复星凯特CEO陈星蓉、杏脉科技董事长何川等；徐州医科大学党委书记祝木伟、校长郑骏年、副校长刘慎军、吕凌；江苏集萃崛创生物科技研究所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州医科大学教授施明等出席签约仪式。
徐州医科大学党委书记祝木伟代表学校向出席领导及嘉宾致辞欢迎，对长期以来给予学校大力支持的徐州市委市政府、长三角国家创新中心、复星医药表示感谢！他指出，近年来徐州医科大学积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化改革，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技术转移人才职称评定、成果转化尽职免责等科技成果转化创新机制，充分发挥校企双方各自优势，进一步打通科技成果产业转化“最后一公里”，为徐州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建设，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祝书记同时介绍了徐州医科大学与复星医药在开放办学、校企合作方面的深厚渊源，希望双方继续秉承“双向赋能，互惠共赢”的原则，建设产学研协同创新共同体，在共建创新平台、共促产教融合、共育拔尖创新人才等方面开展更高水平的战略合作，进一步推动卫生健康新质生产力发展，为积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徐州新实践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复星医药董事长吴以芳对徐州医科大学近年来的发展给与赞扬，并介绍了复星医药近年来在新药研发、产业发展和资源整合等方面取得的创新成效。他表示，复星医药将继续深耕徐州，进一步加强与徐州医科大学在“产学研”全方位的深度合作，聚焦源头创新，在科研技术联合攻关、高质量临床转化、复合型产业人才培养等方面纵深发力，加速实现“校企合作，产学互赢”的目标。
复星医药作为一家植根中国、创新驱动的全球化医药健康产业集团，创立30年来，始终围绕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以患者为核心，聚焦实体瘤、血液瘤、免疫炎症等核心治疗领域，致力于推动生物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复星医药不断加大与国际一流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在早期阶段捕获源头创新产品，从而推动差异化、高技术壁垒的产品研发，持续提升管线价值。
复星医药董事长吴以芳与徐州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郑骏年共同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面向医学科技前沿、国家重大需求和人民健康重大问题，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围绕科研转化与应用、重大专项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合作，加速医学成果转化，增进人民健康福祉，构建院企产学研协同创新共同体，助力建设国内外领先的科创高地。
同日，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细胞治疗药物研究所（即江苏集萃崛创生物科技研究所有限公司）与复星医药子公司、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联创企业复星凯特共同签署了“联合推进双特异性CAR-T细胞治疗药物的产业化”合作协议，双方将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合作，共同开展CAR-T细胞治疗产品的产业化及全球商业化。
（信息来源：复星医药）
北京天坛医院与达尔文细胞生物成立联合实验室
9月12日，2024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服贸会）开幕当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与北京达尔文细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约，共同成立渐冻症及神经修复技术转化联合实验室，双方在神经科学领域的合作也迈入新阶段。
肌萎缩侧索硬化（ALS，又名渐冻症）是一种慢性、进行性神经性疾病，主要对上运动神经元和下运动神经元以及其支配的躯干、四肢和头面部肌肉造成损伤。渐冻症患者通常隐匿性起病，症状一般从一侧肢体开始然后逐渐发展到对侧，早期诊断困难。若出现不明原因的一侧上肢或下肢力量差、肉跳，或言语不清，且不伴有任何感觉的异常，可尽快去神经肌肉专科门诊就诊，完善肌电图、核磁等相关检查。
北京天坛医院常务副院长、神经病学中心首席科学家王伊龙介绍，关于渐冻症的确切发病原因，目前医学界尚未有定论，可能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约5%-10%的渐冻症病例与遗传因素有关，如SOD1、C9orf72、TARDBP、FUS基因等；一些研究表明，某些环境因素可能增加患病风险，包括毒物接触（如有机溶剂、杀虫剂、重金属元素暴露等）、职业（如过度体力劳动者）、头部外伤史等。神经递质如谷氨酸的异常可能对运动神经元造成损害。在渐冻症患者的神经细胞中，发现了异常蛋白质聚集的现象，这些聚集可能干扰细胞的正常功能并导致细胞死亡。
目前，临床中渐冻症的治疗主要依赖于为数不多的几种药物，利鲁唑、依达拉奉右莰醇等是常用的治疗药物，它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部分症状，但并不能逆转疾病的进程。此外，一些针对特定病因的基因治疗，如反义寡核苷酸（ASO）药物Toferson，已经在临床试验中取得了一定效果，延缓了疾病进程，为渐冻症的治疗带来新的希望。
成立于2016年的达尔文细胞生物，致力于研发创新型的神经修复药物，搭建了一套独有的药物发现和药物筛选的平台，并获得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称号。此次北京天坛医院与达尔文细胞生物成立的联合实验室，将专注于运动神经元疾病为代表的神经系统疾病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基于药物临床效果来研究包括病因、发病机制、早期诊断、治疗以及护理等方面，并以渐冻症为抓手，围绕神经系统疾病的临床治疗，开展相关研究，完善神经系统疾病的预防、治疗、修复体系，促进神经系统疾病的研究创新与临床应用。
（信息来源：新京报）
普利制药与奥赛瑞签署铁纳米磁共振造影剂IND阶段的研发合作
9月3日，杭州奥赛瑞生物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与浙江普利药业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关于铁纳米磁共振造影剂IND阶段的研发合作协议。双方此次签约，是基于普利制药已基本完成聚多巴氨基酸胶束的新型磁共振对比剂及肿瘤诊疗一体化药物早期研究-候选化合物（PCC）确认的基础上进行的。普利制药将继续利用高效的医学转化能力，将该候选化合物开发和生产为经临床有效性和安全性验证的临床候选物，并按照中美申报要求进行IND申请。此次签约，加深了普利制药与杭州奥赛瑞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普利制药作为该创新药中美双报合作的CRO+CDMO服务商，将为对方提供更多的产业资源，进一步加快奥赛瑞公司管线研发进程，实现双方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信息来源：证券时报·e公司）
赛诺菲、RadioMedix、OranoMed：达成许可协议
近日，赛诺菲（Sanofi）宣布，已与RadioMedix和Orano Med达成总额约3.2亿欧元的独家许可协议，将共同开发基于同位素铅（lead）的放射性配体疗法（RLT）用于癌症治疗。
这次赛诺菲、RadioMedix和Orano Med之间的合作主要聚焦于后期临床项目AlphaMedix（212Pb-DOTAMTATE），该项目目前正在接受评估用于治疗无法切除或转移性、进展性生长抑素受体表达神经内分泌肿瘤（NET）的成年患者。
AlphaMedix是一种基于α粒子的靶向疗法（TAT），由用铅-212（212Pb）放射性标记的生长抑素受体靶向肽复合物组成，可在患者体内产生α粒子攻击肿瘤。美国FDA在近日授予AlphaMedix突破性疗法认定（BTD），用以治疗未接受过肽受体放射性疗法的胃肠胰神经内分泌肿瘤（GEP-NET）患者。
FDA授予该疗法BTD主要基于该疗法1期和2期临床试验的结果。分析发现，AlphaMedix的耐受性良好，可显著减轻患者的肿瘤负担，根据RECIST 1.1标准评估患者的缓解率达62.5%。AlphaMedix的2期临床试验即将完成，公司正在与美国FDA讨论相关数据，以便进行后续的监管申请。
根据许可协议，赛诺菲将负责AlphaMedix的全球商业化，而Orano Med将负责通过其平台生产AlphaMedix。根据协议条款，RadioMedix和Orano Med将获得1亿欧元的预付款和高达2.2亿欧元的销售里程碑等款项。
（信息来源：药明康德）
贝斯生物：完成数千万人民币A2轮融资
9月13日贝斯生物宣布完成数千万人民币A2轮融资。据悉，本轮融资由戈壁大湾区(Gobi Partners GBA)管理的AEF大湾区创业基金领投，资金将用于加强贝斯生物的研发团队、优化产品管线、加速临床试验，并为未来的商业化奠定坚实的基础。此外，公司还计划在大湾区建立业务据点，以香港为核心支持国际化进程、持续研发创新及国际合作交流活动。
资料显示，贝斯生物是一家专注于基因编辑领域基础创新的技术驱动型创新企业。自成立以来，公司一直致力于开发细胞疗法和基因编辑产品，尤其在治疗癌症和遗传疾病方面显示出巨大潜力。其开发了一系列核心技术，包括ePE引导编辑、AccuBase®基因编辑系统、CasH基因编辑技术、BEAT-CART技术以及体内靶向递送技术。
业内表示，此轮融资将助力贝斯生物进一步深化细胞治疗技术的研发，推动其产品线的完善和市场拓展。戈壁大湾区的投资将为贝斯生物带来资金支持，同时也将为该公司带来丰富的产业资源和经验分享，助力贝斯生物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信息来源：制药网）
AI制药，未来趋势还是虚幻泡沫？
当前，药物研发领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而人工智能（AI）技术的兴起无疑是这场变革中最引人瞩目的驱动力之一。作为二十一世纪最具革命性的技术之一，AI不仅在药物发现的领域中崭露头角，更以其独特的优势在药物研发的早期阶段扮演着核心角色。
最近，AI制药初创企业Chai Discovery宣布成功完成3000万美元的种子轮融资，投资方包括OpenAI和知名投资公司Thrive Capital。据悉，此次融资后，Chai Discovery的估值达到了1.5亿美元，资金将被用于进一步加强公司在AI与药物研发技术上的投入，以加快新药的研发进程。这是OpenAI首次投资于AI制药公司。
从制药企业的角度来看，礼来公司最近也宣布与Genetic Leap达成了一项基因疗法药物开发的合作协议。礼来将利用Genetic Leap的人工智能平台，针对礼来选定的靶点开发寡核苷酸药物。根据协议条款，除了分级特许权使用费外，Genetic Leap还将从礼来获得高达4.09亿美元的预付款、开发、临床、监管和商业里程碑付款。
而在今年6月，礼来刚刚与OpenAI公司合作，利用AI技术开发抗菌药物。这一合作建立在两家公司之间成功的试点项目基础之上，Genetic Leap的专有AI平台能够开发靶向RNA的寡核苷酸或小分子药物。
据估计，全球目前约有343家AI药物研发企业，其中超过一半的公司位于美国，英国和欧盟分别占据12.5%和13.4%，亚洲大约12.8%，其中中国约占4.7%。此外，全球AI药物研发市场中，北美市场最大，亚太地区排名第三。摩根士丹利去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AI制药的全球市场规模短期内已经达到500亿美元，并有望继续增长。
然而，在药企加速布局AI制药的同时，该产业也面临着“冰火两重天”的现实。多家AI制药企业传出了裁员和管线调整的消息。例如，此前Recursion和Exscientia宣布已达成最终合并协议，这成为AI制药界迄今为止最大的并购案。有业内人士分析，这次并购的原因在于，“它们至今都没有产生令人瞩目的临床数据，合并是为了共同应对挑战。”
AI制药究竟是未来的“风口”还是暂时的“泡沫”呢？
在医疗中渗透
随着数据、算法和计算能力的提升，人工智能（AI）在医疗领域的广泛应用已成为现实。目前，AI技术的革新呈现出两大趋势：一方面，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正从结构化处理向专业化和交互式内容生成迈进；另一方面，传统AI与AIGC预计将并行发展，协同作用，共同推动AI技术在各个领域的价值最大化。
毕马威中国生命科学行业主管合伙人于子龙表示，与以往相比，生成式AI与医疗领域的结合带来了显著优势：首先，生成式AI能够基于原始数据生成合成数据，用于最终结果的生成，从而增强医疗数据，大幅降低医疗成本，并通过精准诊断和治疗减少不必要的检查和用药。其次，生成式AI能够提升医疗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就医体验。最后，生成式AI还能辅助医生进行更精确的手术操作，提高手术成功率。
于子龙指出，随着技术的不断融合，未来AI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很可能是传统AI与生成式AI技术的结合体，这种集成将结合两者的优点，以解决更加复杂和多维的问题。例如，在医疗健康领域，结合传统AI的自动化决策能力和生成式AI的自然语言生成能力，可以提供既精准又个性化的患者医疗服务体验。AI的强大赋能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与实验研究相关。在诸如蛋白质结构预测、小分子药物研发、多肽药物设计、mRNA药物研发、药效团驱动的分子设计、基因和表型的多模态知识图谱、预训练模型和高精度生理生化仿真模型等领域，不同的大型模型已经能够支持实验人员的研究工作，缩短研发周期，降低研发成本，提升药物研发人员的工作效率。
其次，与医药情报相关。新药研发流程要求对大量且更新迅速的医药资料进行深度挖掘和理解，且新药从研发到上市的全程需要涵盖市场调研、竞品分析、风险评估等环节，这要求极高的信息处理能力和行业知识。然而，医药文献的海量信息、专业术语的复杂性和语言的多样性构成了巨大挑战。不过，现有的大型模型已经在文献专利与科研、竞争情报、医保和商保等领域发挥了巨大作用，显著提升了信息处理效率。
最后，临床医疗方面，一些大型模型能够实现报告自动生成与解析、医疗知识图谱、文档与病例理解、医疗问答、诊后管理与康复指导、垂直专业知识问答、药物靶点相互作用、疾病诊断和预测等功能。目前，大模型的应用场景已经十分丰富，能够改善诊断、治疗和疾病预防，提高医疗保健的质量和效率。
毕马威中国医疗健康和生命科学行业数字化赋能合伙人季刚也指出，生成式AI在生命科学和医疗健康行业的应用场景正在迅速拓展，覆盖药物发现、辅助诊断、个性化治疗、医患服务等多个方面，展现出加快药物开发、早期发现疾病、提供个性化医疗及健康管理、提升诊疗体验等优势。
毫无疑问，人工智能已经深入医疗领域的各个层面。
“风口”已至？
AI与医疗的结合正迅速发展，今年3月，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公开表达了对“AI+生命健康”领域的坚定信心。他的一句“AI+医药”可能成为“下一个黄金赛道”，极大地鼓舞了全球AI制药行业的士气。
黄仁勋指出，数字生物学和生成人工智能正在革新药物发现、手术、医学成像和可穿戴设备等领域。英伟达官网显示，“NVIDIA初创加速计划”已经培育了超过1800家医疗健康初创公司。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两年来，英伟达在AI制药领域的投资布局尤为积极。
此外，英伟达已与罗氏、阿斯利康、安进等多家跨国药企建立了人工智能制药的合作关系，这也使得众多业内人士对“AI制药”领域抱有较大的信心。
目前，药物研发的传统流程包括药物发现、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和上市销售等环节。随着药物研发数据的快速增长和数字化转型，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进步，AI在新药发现环节的应用变得越来越普遍，其优势也日益凸显。数据、算法和算力的发展，使得AI大规模进入药品研发领域成为可能。
于子龙认为，药企若想进入AI制药领域，必须关注一些关键因素。例如，需要与专注于人工智能的制药公司合作。鉴于AI驱动的制药公司在当前行业中的关键作用，药企应通过战略合作、收购或内部开发来充分利用这些公司的能力。同时，需要构建集成的AI系统。AI并非万能钥匙，必须明确具体的科学和业务挑战，并将AI纳入研究系统，以有效应对这些挑战。此外，还需要与生态系统合作伙伴共同创造解决方案。与其只专注于内部开发，不如着重与生态系统合作伙伴共同创造解决方案，以拓展能力，加强创新。
“在大规模投资工具或平台开发之前，需要创建概念验证算法。在企业中实施变革管理策略，为AI整合做好准备。清晰阐述AI的好处，为AI用户提供相关培训，并在AI融入新的研发流程时调整岗位责任说明。”于子龙表示，企业需要考虑整体技术栈，维持设计良好的技术栈，以推动AI技术的快速应用。
于子龙进一步指出，在创新药领域，AI值得投资的应用有三大方向：先进的AI技术、大型语言模型的整合，以及支持AI应用的基础设施升级。
一方面，生物制药公司将运用先进的AI技术，如扩散式生成模型，来提高药物开发的效率和精确度。这些模型将与蛋白质折叠技术相结合，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实现药物机制预测、表型筛选和药物靶向识别；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生物科技公司开始采用ChatGPT等大型语言模型，简化数据交互，提升使用便捷性。在生物科学领域，大型语言模型被用作先进的搜索引擎，通过解读DNA或蛋白质序列推动潜在新药靶点的产生。
“当然，隐私问题和工具整合方面的挑战也需要得到解决。此外，云服务为预训练AI模型提供了基础设施，以简化药物研发流程。”于子龙说。
“泡沫”背后
AI制药产业的发展正迎来高速成长的初期阶段，这一阶段得益于政策支持、资本投入以及创新机制的灵活性。然而，在这一积极趋势下，仍需正视其面临的诸多挑战。
有批评者对AI在药物研发中的成功概率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该技术的潜力被过度夸大。例如，Exscientia在2020年利用AI开发的首个治疗强迫症药物因未达到预期效果而终止。同样，拥有AI药物发现平台的Benevolent AI在主要候选药物失败后，不得不裁员180人，几乎占其员工总数的一半。
在医疗领域，尽管AI技术发展迅速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商业化应用方面仍面临技术、数据、法规和市场接受度等多重障碍。季刚指出，AI医疗商业化落地的障碍主要集中在技术、数据、法规和市场接受度等方面。
“在医疗领域，AI技术长期运行的投入产出比可以通过自动化和优化流程来减少成本，新推出的AI服务或产品能够开辟新的收入来源，而更快的市场响应能力有助于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获得更高的市场份额。”季刚进一步解释道，尽管AI技术在医疗领域具有巨大的潜力，但要实现商业化落地，还需要克服技术、数据、法规和市场接受度等方面的多重障碍。
法规是AI医疗商业化落地的关键障碍之一。由于医疗领域对技术的监管要求较高，确保AI技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至关重要。因此，AI医疗企业必须密切关注法规变化，并及时调整战略以确保合规运营。在市场接受度方面，尽管AI医疗具有巨大潜力，但患者和医生可能对新技术持有疑虑和抵触情绪。这就需要通过教育、宣传和示范等手段，提高市场对AI医疗的认知和接受度。
从政策监管的角度来看，我国已经通过了包括《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在内的多项法规，对生成式AI进行监管。
于子龙认为，目前生成式AI在医疗医药领域的监管正处于深化阶段。例如，《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鼓励使用安全可信的芯片、软件、工具、算力和数据资源，并强调了从业者在内容安全、隐私与个人信息保护、算法透明、伦理和知识产权、竞争法等方面的合规责任，以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和规范应用。这标志着我国首个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产业的规范性政策。
“此外，产业也需要从法律角度分析人工智能在开发、应用、责任承担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并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以在不抑制人工智能发展的同时保护患者合法权益。”于子龙也强调，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可以更好地规范AI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应用，确保其安全性和有效性，从而推动AI制药产业的健康发展。
（信息来源：21经济网）
专访复旦大学胡善联：仿制药替代原研药是国内外总趋势
近些年，随着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一致性评价、带量采购等政策逐步落地，对提高我国仿制药质量，降低药品价格，促进医药行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国家医保局数据，前九批集采国产仿制药中选1583个，进口原研药中选70个，仿制药占比95%以上。与此同时，相关数据显示，有161种进口药未在我国再注册。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从社会舆论层面看，无论是临床医生还是患者，都更倾向于使用原研药。
那么，长期来看，仿制药要不要代替原研药？如何确保仿制药的质量？近些年进口原研药在医院“消失”又有哪些原因？应该如何满足不同患者的需求？一系列问题随着近日一篇名为《很多进口药，悄无声息地消失了》的文章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对此，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经济学教授胡善联。他表示，仿制药替代原研药是国内外总的趋势。国外如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都在推广仿制药；而我们国家也在通过现有的带量采购，选择高质量的仿制药来替代，这是无可非议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提高我国仿制药的质量，同时稳定药物疗效和安全性。
“进口原研药直接或间接选择退网，在医院端‘消失’其实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最根本的还是取决于外资企业在我国的发展策略，是否调整价格、参与市场竞争，是否退出中国的医保市场等都由总部直接决定。近些年，随着我国系列政策的出台，如多地允许外资办独资医院等将会持续改善我国营商环境，原研药退出的情况或将有所好转。”胡善联说。
仿制药效果如何？
2012年，我国启动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2016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对已批准上市的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作出部署，指出在一定期限内未完成一致性评价的药品不予注册。这是一项由药企和相关监管部门主要参与的工作，但近些年总会时不时引来多方讨论。
“一致性评价工作是十多年以前就有的老话题，最近又重新受到关注，一方面是因为原研药在医院或市场上很难买到，群众呼声很大；另一方面，带量采购已经推进6年，群众以及医生对于仿制药的疗效仍有怀疑。”胡善联介绍，我国最初做这项工作，是因为中国是仿制药大国，但不是仿制药强国，需要采取相关措施提高我国仿制药质量。
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仿制药等效性的三个阶段，即药学等效性、生物等效性、临床治疗等效性。
胡善联介绍，我国最早的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仅停留在第一阶段，强调化学成分上的一致性。将仿制药和原研药放进一定的缓冲溶液中，并测定其释放的程度，如果仿制药的溶出度曲线和原研药曲线基本一致或比较接近，就说明通过了一致性检验。这只是化学成分上的一致性评价，而且是体外实验。
毫无疑问，这种一致性评价引起了业内的争议，随后我国稳步进入强调生物等效性的阶段。通过少量志愿者的人体实验求得药物血浓度的变化情况，即观察药物进入人体以后的药代动力学，在血浆中的最高浓度（Cmax）和浓度曲线下的面积（AUC）的变化，对比仿制药和原研药是否一致或在80%~125%范围内。这对一致性评价工作而言是很大的进步。
胡善联表示，从理论上来说，只有达到三个阶段的要求才能认为仿制药和原研药具有相同疗效，但实际上第三阶段治疗等效性很难完成。原研药本身大部分都已过了专利期，仿制药再去做大规模的人体实验，成本太高。所以一般而言，都是先批准仿制药上市，再在临床治疗中，根据真实世界的情况观察仿制药物的效果。
近些年，国家医保局先后两次委托相关医疗机构做真实世界研究，研究结果证明，我国带量采购的仿制药和原研药的疗效是相当的。
原研药被替代是趋势
实际上，在美国，医生处方的70%左右都是仿制药，很少用原研药，德国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也同样推广仿制药。此外，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以及拜登颁布的总统令，都希望能列出一个质量较高的仿制药清单，列入到清单的仿制药品将作为推荐来替代原研药，而且患者每月的自付费用要低于2美元。
胡善联认为，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以及每个药品的发展趋势都是这样，最终原研药都需要被取代。此外，根据我国相关政策，医疗机构要根据年度药品总用量的70%估算采购总量，进行带量采购；同时，随着DRG/DIP等医保支付方式的改革，医疗机构逐渐重视降低医疗服务的成本，其中一个环节就是药品费用下降。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原研药被取代的进程。
“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提高仿制药物的质量，并稳定其药物疗效。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强调的是一致性评价不能等于‘一次性评价’。药物替代原研药上市以后，国家相关部门需要持续监督，以获得药物效果的稳定性。”胡善联说。
胡善联进一步表示，对于已经带量采购的药物，希望药监局能够定期抽查，或者要求企业过一段时间以后再做一致性评价，实现动态监测。另外，目前我国已经完成九批带量采购，还应该抽取一部分药品做临床疗效实验，用充分的科学证据证明药物的疗效，进一步证明我国不仅是仿制药大国，还是仿制药强国。不仅如此，未来还要推动更多的仿制药“走出国门”。
同样，不同品牌的仿制药之间，不仅费用有差别，其生物等效性之间的差异程度也是值得关注的。
“尽管都经过了一致性评价，但实际上药物质量也可能有很大差异。国内目前并没有对所有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同类仿制药开展平行比较，所以有些患者吃了仿制药感觉效果不好，可能与药物质量参差不齐也有关。”胡善联说。
如何满足不同患者的需求？
4月23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关于优化已在境内上市的境外生产药品转移至境内生产的药品上市注册申请相关事项的公告》，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促进医药行业高质量发展，提高药品可及性。
胡善联表示，从这项政策中可以看出，药监局非常鼓励外企在境内生产，如此一来，劳动力成本、原料成本都将大幅下降，药品价格也将随之下降。实际上，国外很多原研药的原料就来自中国，这类政策在降低药品价格的同时，并可保证药品的质量。
“国内有不少医院药剂科规定‘一品两规’，即一类药品中会有一种原研药，和一种及以上的仿制药。”胡善联表示，不过，目前原研药在普通门诊货源并不充足，可能在月初量比较多，后来可能就较难满足患者需求。从医院的角度看，还是应该有高质量的原研药继续保留在医院药物目录中，这对提高医疗质量、发展专科特色以及满足不同患者的需求都有重要意义。
胡善联进一步表示，未来，随着商业保险的发展，很多未能通过招标采购，价格比较高价的原研药，还可以通过民营医疗机构被继续使用。此外，国内有很多高质量专科发展计划，很多进口原研药其实是专科发展中比较重要的“武器”，这些都为患者提供了不同的用药渠道。
自2018年以来，国家先后组织9批药品集采，共纳入374种药品，平均降价超50%。国家医保局今年初也指出，年内将实现国家和省级集采药品数合计至少达到500个。
胡善联表示，过去进口原研药的价格虚高，一直降不下来，通过国家组织的带量采购，原研药的价格水分被进一步挤掉。有些尽管没有被集采，但实际上随着市场竞争，药企也在选择主动降价。
不仅如此，从药品的全生命周期看，一款仿制药出现时原研药已经处于生命周期的后期，基本上已经过了专利期，各国都在推进仿制药的研发，所以原研药的价格势必会下降。
在此背景下，一些企业选择降低市场经营费用，减少甚至解散销售队伍，或将药物销售权转让给国内企业。此外，也有一些企业选择不做医保市场，转向自费市场。
胡善联表示，很多过去的原研药，医保大都可以报销。事实上，进入医保的原研药，由于价格相对较高，影响医院的费用控制，因此医生会尽可能多使用仿制药。如果医院的处方能够流通到外面，患者可以到院外市场购买，同时也不影响医院的总费用，其实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对于一些新的、没有被医保批准的进口原研药，患者可以在自费市场上购买，不过医疗费用负担可能较大，一些中产阶级的群体可能会作此选择。对于另外一些群体，假如认同带量采购的仿制药，就可以在医院里购买。不同患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进行选择。”胡善联说。
（信息来源：21经济网）
海外视角里的“中国药王”：认可、谨慎与吹毛求疵
过去一天，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创新药。
9月8日，康方生物焦点管线PD-1/VEGF双抗依沃西的HARMONi-2研究结果，在2024年世界肺癌大会（WCLC）公布。
由于该研究，是全球首个且唯一以单药与K药进行头对头比较并取得成功的III期注册临床研究，有望彻底改变以PD-1单抗为主的肿瘤免疫治疗格局。
因此，HARMONi-2的结果，不仅受到了国内业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与认可，也在海外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那么，海外视角里的中国药王，又是怎样的呢？
期待
中国药王，同样收到了海外的认可。
“如果这些好处得到证实，我们在这个一线领域的治疗和谐可能最终会结束，我认为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支持的不和谐，”MD安德森癌症中心胸部/头颈肿瘤内科主席John Heymach医学博士在WCLC讨论HARMONi-2结果时说。
这并不难理解。从主要终点PFS结果来看，依沃西展现了极强的战斗力。
首先，是获益极为显著。与K药相比，依沃西可使49%的患者进一步降低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PFS获益显著大幅提升，HR 0.51)，在之前的combo中，没有一个临床的PFS HR能够低于0.6；中位PFS史上最长达到了11.14个月，提升了5.3个月。
其次，依沃西非常“全面”，全亚组获益。无论PD-L1 1-49%或≥50%、无论非鳞癌或鳞癌，基线是否伴有脑转移、肝转移，依沃西单抗均强阳性获益，这也进一步佐证了依沃西的战斗力和未来预期。
与此同时，依沃西的安全性非常有益。在出血风险较高的鳞癌患者接受依沃西单抗治疗的安全性良好，出血相关风险与帕博利珠单抗相当。在接受伊沃尼西单抗治疗的患者中，有14.7%出现了出血，其中包括1%为3级出血，没有更严重的病例，而K药组的出血率/严重出血率分别为11.1%和0.5%。并且，报道的伊沃尼西单抗3级出血病例实际上是在非鳞状细胞癌患者中。
这样的数据，使得HARMONi-2收获了海外学者、专家以及华尔街的认可，并进一步提高对于海外头对头K+化疗的最终OS结果的期待值。
从康方生物的合作伙伴Summit股价表现，就能看出华尔街对这份数据的认可与期待。今日盘前，Summit股价大涨，涨幅一度超56%。截至发稿前，盘前涨幅超40%。
目前，Summit市值为88.9亿美元，若维持这一涨势，则意味着，Summit市值将一举超过120亿美元，接近900亿人民币市值。
也就是说，一款国产创新药依沃西，支撑起Summit近千亿市值。这也让海外再次感受到，中国创新药自研实力质的飞跃。
谨慎
认可与期待的同时，海外也出现了部分谨慎的声音。
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关于主要终点OS能否获益。毕竟，K药是依靠OS改善奠定其在肺癌领域的地位，依沃西可能需要OS结果，来证明自己真正打败了K药，并赢得FDA和医生的青睐。
有市场声音认为，无论替代终点PFS、ORR看起来多么令人印象深刻，都不能描绘出真实的画面，只有OS数据才能显示依沃西的价值。
上述声音的核心逻辑在于，依沃西的确获得了胜利，但目前只有替代终点PFS和ORR。在过去，相当多的实验证明，替代终点并不可靠。甚至，K药自身也多次出现了被替代终点迷惑的现象。
例如，默沙东的可乐组合，多次显示出PFS或ORR获益，但最终在OS方面未获益；甚至，Keynote-042研究显示，K药PFS或ORR方面明显未能击败化疗，但OS数据却显示出益处，支持了该适应症的批准。
由于在WCLC大会上，依沃西没有公布任何有关OS的口径，因此部分海外市场人士保持了谨慎的态度。
当然，这其中，也有肯定的回答。花旗分析师Yigal Nochomovitz博士在7月份进行的一项对以往研究的分析发现，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免疫肿瘤学试验中，PFS提高超过30%“非常可能”转化为统计学上显著的OS益处。
另一位花旗分析师Wangbin Zho认为，PFS大约40%的优势可能会为伊沃尼西单抗带来“临床意义上”的OS益处，这种益处比20%更强。
吹毛求疵
与此同时，海外市场也在吹毛求疵。
例如，有市场人士认为，如果与Keynote-024的跨试验比较，可能认为依沃西的战斗力最终仍需观察。
Keynote-024是K药帕在一线治疗表达PD-L1≥50%的NSCLC的早期试验。
如果基于该数据来看，K药在HARMONi-2中的表现可能不佳。因为在Keynote-024中，K药的无进展生存期是10.3个月，接近依沃西单抗的11.2个月mPFS。
上述声音表示，虽然这么比较并不公平，但无论如何，它作为另一个警示性的注释。
另外，还有市场人士认为，依沃西一个更广泛的问题，不是依沃西单抗是否比帕博利珠单抗更好，而是它是否比K药加上VEGF抑制剂Avastin的联合疗法更好。
因为PD-1和VEGF抑制剂已经在非小细胞肺癌中使用。虽然Summit声称，依沃西可能比使用两种单独的药物更有效，但到目前为止，没有简单的方法来证明这一点，因为似乎没有明显的跨试验比较。
一个比较是在EGFR阳性患者中，单独的HARMONi-A试验显示，依沃西单抗加化疗在中位无进展生存期方面，并不比信达生物的三联疗法注册研究Orient-31中的表现更好。
除此之外，也有声音认为，中国市场的优异数据，能否复制到海外是存疑的，依沃西还需要通过全球性的三期试验来验证这些结果。
某种程度上，海外对HARMONi-2的吹毛求疵，也侧面说明了国产创新药的潜在上限极高。
期待康方生物与合作伙伴，最终能够拿出亮眼的OS数据，为国产创新药正名。
（信息来源：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
康方，击败“药王”的一小步
9月9日，康方生物在位于美国圣地亚哥举办的世界肺癌大会（WCLC）上公布了依沃西（PD-1/VEGF双抗，代号AK112）和帕博利珠单抗（PD1单抗，简称K药）的头对头三期临床数据，各项数据均大幅胜出：
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PFS）11.14个月vs 5.82个月。
风险比（HR，和头对头对比组的患者死亡概率之比，低者为优）49%，PFS HR 0.51。
客观缓解率（ORR）50.0% vs 38.5%，疾病控制率（DCR）89.9% vs 70.5%。
“PFS能增加5个多月，非常难得。”业内人士评价。具体到各个亚组，依沃西在PD-L1表达亚组、鳞癌/非鳞癌亚组、难治性亚组均表现出更优的临床获益和不错的安全性。
这项代号为HARMONi-2的研究，适应证是单药一线治疗PD-L1阳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对照组则是默沙东的K药。
K药被认为是史上最好的抗癌药物之一，也是当前全球销售额最高的“药王”，上市十年累计销售额已超过千亿美元。也是当前该适应证的治疗金标准。
而依沃西是全球首个在临床三期中单药和K药头对头疗效显著胜出的药物，业界拿来与百济神州的BTK抑制剂、传奇生物的CAR-T作比，共同构成中国创新药能做best in class的证据。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认为，虽然与在头对头实验中打败K药、有希望成为一线治疗PD-L1阳性NSCLC的标准疗法之一，但从定价、销售网络成熟度等因素来看，依沃西在该适应证上的国内市场份额也未必能拼过K药。
药王不会永远是药王。
尽管取代者暂时还未出现，但击败“药王”的一小步，由来自中国的康方来实现，这足以使HARMONi-2的主要研究者（PI）周彩存在圣地亚哥会议中心上公布依沃西的结果时，收获坐满了3000多人主席论坛现场的集体掌声。
“雷声大雨点也大”的数据结果
9月9日当天，康方生物港股股价收涨15.77%，依沃西的全球合作方summit公司美股收涨55.99%。斯迪富分析师维持summit买入评级，并将目标价从14美元上调至25美元。
这已经是有提前预期的结果——和K药头对头胜出，本可为这两个公司争取到更大的市场反应，但消息已在三个月前提前宣布了。
当时具体数据并未披露，消息提前公布可以说是为了“救火”。5月底，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召开前夕，ASCO提前在摘要中披露了AK112经EGFR-TKI治疗后进展的EGFR突变晚期非鳞状NSCLC适应证的三期数据，被市场解读为不及预期，康方股价一度暴跌近半。
一周后，康方宣布AK112的另一项临床实验有好消息，且是与K药头对头，PFS、HR、安全性等均取得优异数据，在大落与大起间重获了市场信心，当日康方股价涨37.5%，summit涨272%。
当时，AK112被认为不及预期的依据是，与自身的二期数据、信达同类型竞品的三期临床数据、科伦博泰的ADC疗法二期数据对比，AK112的数据“不够惊艳”。
但市场声音众说纷纭，三期数据能否拿来与入组患者较少、没有对比组的单臂二期数据直接作比，以及患者基线等问题，都成了支持AK112的数据“依然坚实”的依据。
康方的股价曾在近年跌跌不休的一众港股18A公司中保持着长时间的坚挺。那次大跌，市场的反应也一度被解读为投资者科学认知欠缺、港股信心未归。即便是公司主动披露与K药头对头实验有利好结果，也有人表示“等具体数据出来再看吧”。
如今，HARMONi-2研究的三期数据终于正式出炉，与K药头对头，不会再受“是二期还是三期数据”、“患者用了二代还是三代其他药物后入的组”这类因素影响，直接在关键终点上取得了成功：中位无进展生存期比K药领先了5个多月，患者死亡概率是K药的49%，客观缓解率也高出20%多。
比较以往的疗法，依沃西在安全性上也有所突破，填补了一部分未能实现的临床需求：依沃西在鳞癌亚组中也展现出了可以接受的安全性，而这部分患者，在以往罗氏的VEGF单抗贝伐珠单抗的联用治疗方案中会因肺出血的副作用而不可用。
肺癌是全球第一大癌种，每年新增病例数250万例左右，超过全球癌症新增病例的10%，而NSCLC占据肺癌约80%的比例。
此次依沃西在单药治疗一线PD-L1阳性的NSCLC适应证中击败经典药物，肺癌专家吴一龙在社交平台上祝贺了依沃西的成功，并称这是一个“雷声大雨点也大”的惊艳结果，“可能会重塑晚期肺癌的治疗格局”。
争议：未做出OS、只有中国数据？
对于HARMONi-2的三期结果，也有业内人士给出了不同反应：癌症治疗的一个关键指标总生存期（OS）尚未公布；而且HARMONi-2的入组患者全部来自中国，依沃西能否在美国获批，最终还是要看全球合作伙伴summit能不能重复出HARMONi-2的结果。
对于OS，有临床开发相关从业者分析，HARMONi-2的设计终点并未将其囊括在内，目前随访时间/事件数还不够，而且HARMONi-2的样本量并不算太大，要求os做出统计学差异“有点要求太高了”。其预计，AK112的OS最终会在对照组之上，但未必能做出统计学差异，“有个趋势就可以了”。
另有人士指出，无进展生存期PFS超过11个月已是非常优秀的结果，对于CDE获批完全足够。而在无进展生存期后，总生存期OS还会受后续治疗方案、患者治疗能力和意愿等因素影响。
至于全球临床，summit CEO Maky Zanganeh透露正在计划启动一项全球三期实验，亦是与K药头对头比对在PD-L1阳性NSCLC患者中的疗效。
多位临床开发相关从业者表示，PD-1抑制剂在亚洲和非亚洲人群中的疗效差异并没有想象中的大，在全球实验中重复这个结果应该不是问题，全球临床将考验的是summit临床实验的管理能力。
康方与summit关于AK112的交易曾引起争议。2022年底，康方将AK112的全球权益授权给summit，交易总额50亿美金，刷新了中国创新药出海的记录。但summit当时名不见经传，康方一度被传“做局”，意在推新公司在美上市并赚取股权回报。
但康方方面否认了这个说法。而后summit的临床推进速度也证明，这是一个真正在认真做药的合作伙伴，目前已有管线进入三期临床。
电话会上，康方生物CEO夏瑜称，这次与K药头对头的适应证已经被CDE优先审批，可能将在2025年上半年在国内获批。
夏瑜对于AK112在国内的市场前景很有信心：这是一个单药治疗方案，而非加上化疗，PFS就可超过11个月。而中国人群更不耐受化疗，“作为去化疗的方案应该会得到医生和患者认可。”不过，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市场毕竟有限，国外的权益又授权出去了，依沃西能给康方带去的商业收益还需进一步观察。
康方方面还在电话会上表示，依沃西有广泛和有效的靶点，“一定会联用”，其与CD47（代号AK117）单抗联用的数据将在欧洲肿瘤年会（ESMO）上公布。将来联用的药物还将包括ADC、其他单抗或双抗，而ADC可能会自研或与其他公司合作。
击败药王后
三个月前康方因依沃西数据结果股价大跌，正是与科伦博泰ADC治疗方案的二期数据优异有关系。ADC是全球大热疗法，市场前景被看好，“未来ADC是关键，但康方好像在ADC上不算太领先。”有从业人士说。
目前，康方有50多个产品管线，包括8款双抗，以及CD47、CD73、TIGIT等靶点。除了已获批上市的三个产品，还有三个管线取得NDA受理，上市或在即。
康方方面曾表示，今年依沃西单抗可能还会开展至少两个大三期研究——将依沃西的全球权益授权给summit，在2023年到账29.15亿元人民币首付款，占康方当年收入过半，给公司带去了丰沛的现金流。
若除去授权收入，只看产品收入，康方也很快要接近盈亏平衡点。目前康方有三个产品在售，分别是PD-1/CTLA-4双抗卡度尼利、PD-1派安普利单抗、以及三个月前获批的依沃西单抗。截至2023年年末，康方现金储备约49亿元人民币。
今年3月，康方生物宣布将配售新股，募资约11.82亿港元。此前，2020年港股上市后，康方已通过IPO和两次配售获得超39亿元港币的募资。
但作为在自研、管理和融资方面都相当优秀的biotech、准biopharma，也有人对康方的接下来的研发管线存疑，“当年这些靶点很热，但现在看起来都不好成药，很多人已经栽在上面”。
不过，康方的研发效率与临床执行能力不错，而且擅长CMC——夏瑜在中美冠科就职多年的经历，对CMC和工程化设计的擅长，被认为是康方建立一个好双抗平台的关键。
虽然打败了K药，但这并不是终点。
未来，康方需要在依沃西等新产品的销售上证明自己，还要直面ADC等药物的挑战，回应市场上对其创新能力存疑的声音。它走出了打败药王的一小步，但许多中国创新药企，要克服follow的惯性实现原始创新，并突破有限的国内支付市场做出国际重磅大药，还有很多步要走。
（信息来源：深蓝观）
外资办医的政策“重申”：10年后再放开，能改变外资办医在中国的现状吗？
9月7日，“拟允许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州、福州、广州、深圳和海南全岛设立外商独资医院”的政策文件《关于在医疗领域开展扩大开放试点工作的通知》，在医疗服务圈内刷屏。
商务部、国家卫健委、国家药监局三部委联合印发，为这项政策增添几分强背书的力度。
兴奋，弥漫在过去几年鲜有乐观情绪的非公医疗从业群体中，久久挥散不去。
“外商独资”四个字被视为突破性改变，成为从业者眼中的重大利好。在过往，虽然中国的医疗服务市场对外开放不断深化，为国际合作和交流提供了更多机会，但在具体执行中，外商投资医疗机构仅限于合资、合作。
在非公医疗很久没有新故事、缺少好标的、投资遇冷的当下，从业者和投资人几度克制，也忍不住想象即将到来的市场增量——克利夫兰、梅奥等全球知名的连锁医疗集团，会不会陆续大举入驻中国？更多患者选择医保外就医，高端医疗商业险会不会带来新气象？此次“外商独资”的浪头，能不能带来非公医疗发展的“新浪潮”？
几天过后，当兴奋情绪逐渐散去，多位业内人士与我们交流：政策再度重申，上一次类似的政策早现于2014年。但从过去十年的经验来看，外资办医在中国打开了一个近200亿的小市场，发展进程却称得上“步履蹒跚”。
非公医疗市场这次短暂的兴奋与焦虑背后，是近十年来，外资医院在中国发展的众生相。
十年后，再度政策重申
2个多月前，6月22日妙佑医疗国际（即“美国梅奥诊所”，Mayo Clinic）在上海正式开设了代表处，旨在为患者及其家属、转诊医生、健康保险提供商和保险经纪人提供帮助。
开幕仪式上，妙佑医疗国际亚太地区执行医疗总监Stacey Rizza表示，新开设的代表处致力于提供一流的患者体验，并为患者提供全面医疗资源的一部分，也将帮助转诊医生、保险公司与梅奥诊所国际建立联系。
仅凭上述描述，全球知名的梅奥诊所入驻上海后，似乎并不能提供医疗服务，而是充当中介的角色。
9月7日的政策出台后，广州艾力彼医院管理中心主任庄一强博士反而乐观起来：“这释放出了一个信号，中国会继续开放。”他认为，未来在华的外籍人员可能会越来越多，人群对外资医院有需求。
汇每极致医疗董事长、汇海国际医疗创办人屈伟，常年奔走于海内外医疗机构之间，他和梅奥诊所等海外知名医疗机构拥有合作关系。这次的政策出台后，他认为，开放外资独资医院，能够成为现有医疗体系的补充。“此前市场就有需求，但缺乏供给，现在放开，患者至少多了一个选择”。
屈伟特别提到，本次政策文件中，与放开外资独资办院一起公布的另一则政策是：允许外商投资企业在试点地区从事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技术应用，以用于产品注册上市和生产。
“未来在这些外资医院，也许可以用到这些尚未在国内上市的新技术。”屈伟说。
这次不是我国第一次宣布放开外资独资办院。2014年7月，原国家卫计委、商务部在《关于开展设立外资独资医院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允许境外投资者通过新设或并购的方式在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江苏省、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等7省市设立外资独资医院。当时政策的开放却是昙花一现。之后不到一年，在2015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5年修订）》等文件中重新明确，外商投资医疗机构仅限于合资、合作。
如今，政策重申，口子再度放开，多位业内人士表达乐观之后，也冷静认为：对国内医疗市场的影响，或许没有想象得那么大。
上海创奇健康发展研究院执行理事长蔡江南表示，国外的一些大型综合性医院，大多是非盈利性质，缺乏动力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办医。“有动力的是一些投资人投资建设的盈利性医院，这些医院往往是专科医院。”
而且想打动外籍医生在中国常驻，“薪资至少需要翻倍”。
屈伟认为，“国外医生年薪很高，翻倍的话可能需要50万~100万美金，20名医生就能将一家医院的利润吃没了，但仅有20名医生是无法支撑起一家医院的。”
国内的一些拥有外资基因的医院，也曾有过许多外籍医生，但几乎都经历了一个逐渐减少的过程。
庄一强观察一些外资医院的人才变化，他讲述道，“一些医院刚成立时有来自欧美的医生，甚至护士长也来自欧美。几年之后，变成来自新加坡、印度等地的医生，外籍护士长也消失不见。”庄一强说，这时就会有国内顶级专家进入这些外资医院。
昔日光景
庞大的公立医院系统矗立在旁，内资非公医疗毫不相让，外资办医在国内的发展，可以说是慢慢攀升至今日的近200亿市场体量，用力扯开了一条发展的口子。
根据华经产业研究院数据，2014年放宽外资办医的政策春风一吹，2015年—2021年，中国外资医疗机构的收入从约100亿元增至190.18亿元。其间六年，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机构变多，增量大约在50余家。到2021年，中国外资医疗机构总数达302家，其中外资医院114家，另有外资诊所、门诊部188个。
但杀出重围、打出名声的幸存者并不多。
和睦家、明基医院等境况尚佳的中外合资或独资医院，早在10年、20多年前就盯上了国内高端医疗的市场。
1997年，国内第一家外资医院和睦家成立，由美中互利工业公司投资控股，中国医学科学院旗下的北京协和医药科技开发总公司协作发起。
一度陷入长期亏损的和睦家，经历了两度私有化，先后与复星集团、新风天域联手，身处频繁交易动荡之中，从原本的妇幼专科医院转型为一家综合性的高端医疗机构。在今年4月《健闻咨询》独家报道中，和睦家2023年实现营收约37亿人民币，EBITDA（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增长超3倍。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告诉《健闻咨询》，27年前，在和睦家成立第一家医院时，创始人曾上上下下跑了几十个部委，敲了一百三十几个章，才把一家医疗机构的手续都办下来。其中周折，今日难以想象。
漫长的审批周期，是昔日外资医院在国内办医的第一道坎。
2018年开业的上海嘉会国际医院，也曾经历了2012年时立项，2015年时拿地，2018年开业的“漫长季节”。从立项到开业，用了6年时间。
在2014年，美国联盟医疗体系（简称PHI）国际部总裁Gilbert H.Mudge博士在接受财新采访时就发出疑问，PHI在北京通州开展的合资医院项目已经立项10年以上，仍然处于集资层面，他当时的原话是：“这个项目筹备很久，中方合作者和我们都觉得很困惑，主要是审批难题，被要求获得各方面批文。”
一位有港资经验的资深从业者魏巍（化名）回忆起此前的审批流程，不禁说，“很多医院开业了，但市场已经变了，可是医院那么重的资产，其实改变不了当初的布局。”
时下“外商独资”的政策出台后，不同于很多的同行关心那些“大事”，他最期待知道，审批流程有没有可能优化？
虽然审批如“取经”，但能面世的至少是幸运儿。在中国短短30年的外资办医历史上，外资医院早夭、潦草收场的故事从不新鲜。
2014年政策放松的红利期时，上海曾一度发力高端现代医疗服务业，重点建设上海国际医学园区、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等项目，总投资分别为200亿元、100亿元，意在整合国内外优质医疗资源，开设医疗机构，提供高端医疗服务，为中外合资医疗机构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空间。
截至2017年底，上海国际医学园区内引进了10家高端医院、1家康复医疗机构、3家医疗科研机构、22家医学检验所和2所医学院校，上海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引进了1家综合性医院和6家特色专科医院，以泰和诚肿瘤医院为代表的国际医疗品牌入驻。
但红火的势头并未长久，前述一位资深从业人员透露称：“8年过去了，真正开业的医院大概只有1/3，能活下来的更少。特别是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原定引进8家高端医疗机构，开门的似乎只有4家。”
如果视野扩大至全国，外资医院无疾而终的故事就更多了。
2022年10月，四川省引进的首家中外合资医院成都鹰阁医院宣告“暂停对外提供医疗服务”，这家在新加坡享誉盛名的高端医疗服务医院，运营三年后关门，并于2023年变卖给新加坡鹏瑞利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名称由成都鹰阁医院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成都鹏康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医院的故事更令人唏嘘。
2014年，时逢公立医院改制，淮安市政府赴英国开展经贸招商活动，带回了一笔价值10亿元的“大单”——与英国医院投资管理服务商Sinophi Hospitals签署总投资近10亿元的淮阴医院投资合作协议，80%股份由外资持有，20%股份由淮安市淮阴区城市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
改制为中外合资的淮阴医院，成为该市领先的综合性医院，2021年前后医院年门、急诊量达54万人次，且已于2019年完成营利性改制。这样的条件吸引了意图在长三角地区布局医疗业务的华润医疗，以人民币8.83亿元的对价收购了Sinophi Hospitals间接持有的淮阴医院80%的股权。
然而，被收购后的淮阴医院营收连年大幅下滑，2022年医疗业务收入同比下降超50%，2023年医疗业务收入同比下降超60%，直接拉垮了华润医疗的归母净利润增速。
今年5月，淮阴医院关门停业，曾经办得轰轰烈烈的外资入股公立医院的典范，最终潦草收场。
外资在中国走过了短短30年，从业者至少在一件事上达成了共识：这个牌桌上，不是开了局，就有留下的能力。
往后余生
政策的口子放开了，但外资医院还会来吗？
消息的子弹飞了一会儿后，业内逐渐回到了经营的本质——重要的不是市场在哪，重要的是市场里能不能活下去、淘到金？
时间回到27年前，美籍犹太人李碧菁在北京创办和睦家医院时，有一个不能忽视的背景：1994年之后，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开放，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员来到北京。相关部门考虑，或许设立一家服务于外籍人员群体的外资医院，会对当时中国的投资环境起到比较好的推动作用。
这道出了一个真相，当时中国高端民营医院的兴起，伴随着的是在华外籍人士增长。
李碧菁曾透露，和睦家刚在国内开业时，99%的患者都是外国人，因为能让外国人在中国体验“家乡”的医疗服务。这些在华工作的外国人往往拥有着公司为其购买的高端医疗保险，支付不是问题。
可以说，10年前，或者在那之前，外资医院对商业健康险在中国蓬勃发展，直至成为其主要支付方，一度有极高的期待。
但中国医疗环境的发展，与外资医院的预期相悖而行——商业健康险发展并没有蓬勃向上，中国仍是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为主体的医保支付系统。
前述知情人士透露，甚至商保客户都在缩水。从历史数据来看，和睦家2015年—2019年，商保支付占总收入的70%—80%，但现在商保支付仅占总收入一半，在部分区域甚至一半都不到；上海嘉会国际医院近几年的支付的情况，也仅有30%来自商保，70%是自费。
商业健康险发展缓慢，是横亘在和睦家等高端民营医疗和即将到来的外资独资医院面前的巨大鸿沟。
“医疗服务跟支付是息息相关的，支付的体系对医疗机构的发展影响很大。”前述知情人士直言，“外资医院现在发现，支付一直没有打开，商保也就那么一点，这很影响医院的投入信息。”
除此之外，经过几十年在中国办医院的尝试，也让越来越多的外资医院意识到，医疗这种非标化的产品，国内国外有差异、城市之间、地域之间亦有差异。而医疗本身又难掩其本土化的本质，优质的医疗资源更多集中在公立医院。
医疗服务作为超长线的投资，有多少外资有实力、有耐心来投？以上种种，不可能不阻碍外资再次一头冲进中国市场的勇气。
不过，市场是最有趣的，它永远不可能只有一种情绪。
2024年5月，全球跨国集团太古股份有限公司宣布取得德达医疗（旗下拥有位于上海的综合性外资医院“上海德达医院”及一家诊所“德西门诊部”）的控股权，那是一家经营了8年的医院。一时间，在上海滩引起不小的轰动。
据业内人士透露，太古的收购价格并不高。一位在上海滩外资医疗界从业多年的管理者王帆（化名）告诉《健闻咨询》：“当时，给我们业界还是带来了小小的震撼和信心，大家觉得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至少还有人愿意来投医疗。”
屈伟创办的汇海国际医疗中心也是秉承政策的东风而起，他们借助国务院批复的在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建立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的政策指引，为罕见病患者从全球找好药。
他们的故事和外资独资办医有些相似，或许值得借鉴。“我们刚成立时患者以自费为主，现在经过2年发展，保险公司也发现了这块市场，陆续找上门来，希望合作打造一些保险产品。”
虽然从整体上看，外资通过新建或收购的形式布局国内医疗市场上的项目数量还是投资规模都与5~1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但总有人愿意在危险的丛林中摘果子吃。
（信息来源：健闻咨询）
默沙东、AZ难“守城”，BMS、罗氏“偏安一隅”，君实、百济率先突围，这个市场还有机会吗？
随着ADC、双抗疗法的突破升级，属于PD-(L)1单抗的时代或许已成历史，但这段历史始终值得铭记，它揭示了无论是中国药企还是跨国药企，为分得更大蛋糕，锚定优势，匹配资源的全过程，历史上再无任何一个靶点比PD-(L)1更具代表性。
过去一周，康方生物双抗依沃西单抗在非小细胞肺癌一线治疗上打败K药的消息刷屏国内外。
该研究不仅对于康方来说是走向国际的一大亮点。对于中国PD-(L)1类产品来说，也预示着一个新战场的开辟——敢于“正面刚”的差异化临床优势或许是进入国际战场的入场券。
不过，在越来越多国产PD-(L)1新药走入国际市场前，明晰老牌跨国药企的布局至关重要，默沙东在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BMS在黑色素瘤、AZ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维持治疗、罗氏在肝癌治疗领域都形成了坚固的城墙，此外他们还有哪些“守城”策略，本土药企该如何“见缝插针”？
PD-(L)1“四霸主”分庭抗礼
前不久，在世界肺癌大会（WCLC）上，康方生物公布了自研全球首创PD-1/VEGF双抗新药依沃西（AK-112）单药对比K药（帕博利珠单抗）单药一线治疗PD-L1表达阳性（PD-L1 TPS≥1%）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注册性III期临床研究成果，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PFS）近乎是K药组翻倍（11.14个月vs 5.82个月）。
该研究不仅使得依沃西成为全球首个且唯一在III期单药“头对头”临床研究中证明疗效显著优于K药的药物，也让默沙东K药的危机再次搬到台前，毕竟相比2028年核心专利到期，距离更近的是竞争对手蚕食市场份额。
这场战役或许只是全球PD-(L)1战场的一个缩影，因为自默沙东、BMS、阿斯利康、罗氏确立各自优势，并逐渐攻城略地之后，以适应证为核心的攻城、守城之战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先是默沙东与BMS之间的肺癌“霸主”之战。2016年到2018年，默沙东的K药凭借KN024、KN189、KN407三大临床研究在一线非小细胞肺癌上接连取得成功，相反，BMS的O药自CM026研究失败之后就在非小细胞肺癌领域逐渐落幕。默沙东K药随着在一线非小细胞肺癌上的先发优势，以及之后不断的适应证拓展，不仅实现在2018年销售额反超O药，也为其成为“药王”奠定基础。据默沙东财报显示，截至2023年，其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约占K药销售额的三分之一。
肺癌作为发病率最高的癌种，几乎是PD-(L)1厂家的兵家必争之地，因此故事的第二幕也发生在肺癌领域。
通过在一线非小细胞肺癌上取得优势的经验，默沙东通过精细的人群划分与扬长避短的临床设计，逐渐占领在辅助/新辅助治疗、转移性肺癌治疗的高地。
而另一款AZ的PD-L1度伐利尤单抗（Y药），则差异化的突出K药包围圈，将重点放到无法手术切除的III期非小细胞肺癌维持治疗领域，PFS对照放化疗直接延长了一年之久。
当然，在肺癌战场之外，BMS的O药和罗氏的阿替利珠单抗（T药）也分别开辟了优势癌种，例如BMS的O药早在2015年，Opdivo+Yervoy免疫组合疗法获批，就成为首个治疗转移性黑色素瘤的免疫肿瘤学联合治疗方案，截至目前，O药不仅覆盖转移性转移性黑色素瘤，还获批了术后辅助治疗。罗氏的T药也是最早布局一线肝癌治疗的PD-(L)1产品。
截至2023年年底，全球的PD-(L)1也被这四款产品占据绝大部分。根据IQVIA统计，2019年到2023年，全球PD-(L)1市场规模由240亿美元增至520亿美元，而来自默沙东、BMS、AZ、罗氏的四款产品2023年净销售额合计超过450亿美元，其中K药净销售额250亿美元，占比59%，是市占率第一的产品。
默沙东、AZ“攻城易，守城难”
康方的PD-1/VEGF双抗产品并非第一个与K药正面刚的PD-1选手，也绝非最后一个。
阿斯利康也在开发PD-1/CTLA-4双抗Volrustomig，并且直击K药的优势领域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除此之外，Volrustomig还布局了宫颈癌、胸膜间皮瘤、头颈鳞癌等领域。
事实上，早在产品适应证拓展初期，默沙东、BMS、AZ、罗氏就进行了生命周期管理，根据海通证券总结，他们的生命周期管理主要分为三大策略：
联用ADC、mRNA肿瘤疫苗等进行疗法升级；
通过IO组合、双抗等，实现PD-(L)1抗体升级；
可及性升级，拓展前线疗法潜在带动皮下剂型的处方转换。
PD-(L)1早期主要与化疗、抗血管生成药物进行联用。以K药为例，其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阿昔替尼、仑伐替尼等)，将PD-(L)1在肾细胞癌的应用从二线推进一线；同时，K药联合化疗在2017、2018年分别获批一线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一线鳞状非小细胞肺癌，将适应证在一线非小细胞肺癌的应用从生物标志物富集的TPS≥50%人群拓展至全人群。
现如今，PD-(L)1的联合疗法已经越来越丰富，ADC产品、肿瘤疫苗是目前进展最快的两种联合疗法，适应证范围覆盖非小细胞肺癌、尿路上皮癌、三阴乳腺癌等多项大适应证，横跨末线治疗到一线、辅助治疗。例如K药与Moderna的mRNA肿瘤疫苗V940联用，就显著延长了无复发生存期(RFS)及无远处转移生存期(DMFS)。K药与Seagen的Nectin-4 ADC治疗尿路上皮癌适应证也已经获得FDA的加速批准。
对于PD-(L)1抗体升级，四位霸主则采用了不同策略：
BMS、默沙东主要采取单抗联用的开发思路，分别为与免疫抑制剂联用、研发固定复方制剂；
阿斯利康主要采取基于PD-(L)1双抗的开发思路；
罗氏的PD-(L)1升级兼顾两种开发思路。
不过，固然抗体升级的开发策略诞生出O药+Yervoy免疫“双子星”这样的明星疗法，在黑色素瘤、肺、肾、胃等癌种中都取得显著临床获益，同时也诞生出康方的依沃西这样能够打败K药的双抗。
但四位霸主的开发过程中，失败也屡屡发生。罗氏就曾在PD-L1与TIGIT联用上屡屡受挫，在其上半年财报中就披露，终止了TIGIT抗体Tiragolumab治疗NSCLC的两项三期临床，一项为PD-L1+TIGIT+化疗一线治疗NSCLC，另一项为PD-L1+TIGIT术后辅助治疗NSCLC。其进展最快的SKYSCRAPER-01研究，也曾在2022年受困于未达到PFS终点。
此外，BMS的复方制剂Opdualag（O药+LAG-3单抗的复方制剂）和罗氏的双抗Lomvastomig也曾因开发不利无奈终止。
不过，由于双抗的机制所带来的在疗效和安全性上的升级，全球无数PD-(L)1研发瞄准到该领域，力图蚕食老牌四位霸主的市场份额。除了上述康方的AK112，还有来自三生国健、普米斯/BioNTech、华奥泰等公司的PD-(L)1/VEGF双抗都进行到了关键临床阶段，想要在非小细胞肺癌、三阴乳腺癌等领域分一杯羹。
此外，罗氏、BMS和默沙东也都在进行皮下剂型的升级，海通证券统计，罗氏T药皮下制剂已于2024年1月在欧洲获批上市；BMS的O药皮下剂型目前在美国处于NDA阶段；默沙东K药目前处于III期临床。
根据默沙东披露，K药皮下剂型的专利保护可持续至2039年，到2028年，皮下剂型的患者潜力可占K药总处方量的50%。
中国PD-(L)1另辟新战场
过去一周，康方PD-1/VEGF双抗打败K药的消息在业界刷屏，其实释放出国产PD-(L)1产品竞争已经进入“Next level”的信号。
同时，头部PD-(L)1产品的竞争格局似乎也已经定型。
回顾历史，从2018年年底首个国产PD-1君实的特瑞普利单抗获批，到2019年信达生物的信迪利单抗首入医保，再到2020年年底，国产PD-1“四小龙”全部被纳入医保目录，市场空间猛增。国内PD-1市场在这四年间达到最大化，总体市场份额将近百亿元。
但分水岭在2021年，这一年，恒瑞卡瑞利珠单抗凭借公司的强大销售能力与最多的适应证布局一举成为了国产PD-1销冠，年销售额超过40亿元。但也是在这一年，来自康方生物、誉衡生物、康宁杰瑞、基石药业的PD-(L)1产品纷纷涌入市场，不管是后来者的蚕食，还是“四小龙”之间的竞争，恒瑞的销售增速开始疲软。
进入2023年，恒瑞卡瑞利珠单抗的市场份额已经沦为第三名，同时，随着信达拿下一线食管癌、一线胃癌和非小细胞肺癌等适应证，放大产品销售空间，其市场增速得以恢复。根据前不久IQVIA发布的2024上半年中国PD-(L)1药物市场回顾，以百济神州为首，信达第二，恒瑞第三的格局延续到了今天。
不过，PD-(L)1竞争格局定型的背后，其实暗示着战场的转移。毕竟IQVIA统计，2024上半年PD-(L)1的市场患者使用占比呈现较大的增长，恢复到之前的两位数增长率。与2023上半年相比，同比增长率为13.7%；与2023下半年环比，增长率为12.4%。
头部的市场销售额变化不大，整体市场份额却呈现两位数上升，新适应证与新晋竞争者的作用不言而喻。据悉，截至今年8月，共有3款新产品登陆国内市场，包括第5个国产PD-L1正大天晴的贝莫苏拜单抗，于5月初首次获批上市；国内首个VEGFR-A/PD-1双抗康方的依沃西单抗5月末获批上市；第9个国产PD-1石药的恩朗苏拜单抗，于6月末获批上市。此外，已上市产品中还有10余个新适应证获批。
除了康方的两款双抗外，来自齐鲁的CTLA4/PD-1组合抗体艾帕洛利托沃瑞利单抗也预计将于2024年下半年获批。
截至目前，包括进口产品在内，中国市场获批的PD-(L)1药物已达20个，不仅有PD-1、PD-L1，还有VEGF-A/PD-1双抗、CTLA4/PD-1双抗。
过去拼价格、卷医保、卷适应证的年代已经不复，未来的PD-(L)1产品竞争将围绕两个方面：一是国际化；二是产品升级。
当然，面对单抗产品的层层逼近，以及双抗、组合制剂的围剿，“四小龙”也正在采用同跨国药企们同样的防守策略。
例如信达生物正在研发PD-1/IL-2双抗、PD-L1/CD47双抗；恒瑞在探索其PD-L1阿得贝利单抗与CTLA-4、TROP2 ADC、HER2 ADC、Nectin-4 A DC的联合疗法；百济神州则在开发替雷利珠单抗的皮下剂型。
除此之外，国产PD-(L)1也在登陆国际化战场。根据Coherus年报，君实的特瑞普利单抗在今年Q1销售额达到了199万美元，Q2实现环比增长89.94%，销售额378万美元。百济神州的替雷利珠单抗也在今年上半年获得美国FDA批准，用于食管鳞状细胞癌。
（信息来源：E药经理人）
从审评审批到用药安全，国家药监局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一揽子政策和利好推动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驶入发展的“快车道”。特别是今年以来，“创新药”作为新兴产业关键环节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显示要完善推动生物医药和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健全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发展机制等，进一步推动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9月1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李利介绍，药品监管部门正按照全会部署谋划全面深化药品监管改革的一揽子政策措施，着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医药创新生态，加快创新药品和医疗器械上市步伐，提高医药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具体来看，一是加大对医药研发创新的支持，引导企业坚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以患者为中心，制定研发策略；二是提高审评审批效率，在北京、上海等地开展试点，将创新药临床试验审批时限缩短至30个工作日；三是支持医药行业开放合作，促进全球药物在中国同步研发，同步申报、同步审评、同步上市，以及探索生物制品分段生产模式等。
针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完善药品安全责任体系作出的改革部署，李利强调，“加强跨区域跨层级的监管协同，协调联动公安、卫生健康、医保等部门，加大执法办案力度。药企作为药品研发生产经营主体，必须对药品质量安全承担法律责任。药品监管部门将推动各地把药品安全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同时加强药品安全社会共治。”
药品作为治病救人的特殊商品，直接关系到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指出，“一方面，药监部门持续加强药品质量安全管理，稳定质量、保障质量，避免‘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成为‘一次性评价’；另一方面，加快通用名下医保支付标准的出台，保障原研药可及性。”
药品审评提速
近年来，通过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医保谈判等政策对创新药的倾斜，更多资源向药物研发创新倾斜，我国创新药管线数量不断增多。
东吴证券研报显示，2023年国内药企注册性临床开展数量为270个，已与美国的222个注册临床不相上下。国产新药在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的参与度上也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趋势，2020年至2023年从207起上升至286起。在这一趋势中，高技术力疗法和First-in-class产品比例显著增加。
受益于我国新药上市申请（NDA）的审评流程效率显著提升，上市药品数量从2017年的43款增加至2023年的79款，国产比例有显著提高。李利在上述会议中解释，“2018年国家药监局组建以来，先后发布了357个药品和494个医疗器械审评技术指导原则，超过了过去几十年的总和，为药械研发创新和技术审评提供了有力支撑。”
东吴证券研报指出，国家药监局针对特定领域和需求的药品实施了优先审批等特殊审评机制，为具有重大临床意义、创新性强或能够填补治疗空白的药品提供了快速通道，有效缩短了从研发到市场的距离。例如迪哲医药的舒沃替尼，从NDA受理到获批仅用时225天。
随着审评审批制度改革红利持续释放，据李利介绍，今年1至8月，国家药监局批准创新药品31个，创新医疗器械46个，同比分别增长19.23%和12.16%，“小分子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细胞治疗等创新药出海取得实质性进展，手术机器人人工心脏、碳离子治疗系统等高端医疗器械先后上市，部分产品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雷平举例，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的“脑起搏器”，已经在480余家医院实现临床应用，植入患者2.7万人，并走出国门，在8个国家实现临床应用。据悉，截至目前，国家药监局已批准296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主要集中在植介入类设备、高端影像设备、人工智能医疗器械等高端领域。
今年8月，国家药监局印发《优化创新药临床试验审评审批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进一步强调，要优化创新药临床试验审评审批机制，强化药物临床试验申请人主体责任，探索建立全面提升药物临床试验质量和效率的工作制度和机制，实现30个工作日内完成创新药临床试验申请审评审批。
彼时中国药科大学教授、药审中心咨询专家、药典委员会委员尹莉芳表示，“通过优化药品补充申请审评审批程序、提升药品审评审批效能等一系列措施，国家药监局正逐步构建起一个更加科学、高效、透明的药品监管体系，不仅有助于提升我国医药产业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更为生物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破解用药难题
从政策端看，今年7月，国常会审议通过《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实施方案》，有望通过研发端、审批端、进院端、支付端、投融资全方位、多角度支持创新药发展。国家药监局也在发力破解用药难题。
受限于研发难度大，儿童药在临床上未摆脱“剂量靠猜，用药靠掰”的困境。“儿童用药是全球共性问题，也是个难题。”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黄果介绍，有的疾病还存在“病等药”的问题，有的是有了药但“能不能用、如何用、说不清”的问题。对此，国家药监局多措并举，努力满足儿童患者临床用药需求。
首先，落实优先审评审批的政策，加快儿童用药的上市速度。2021年至2023年，儿童用药的获批数量从47个增长到66个和92个。今年1至8月，已完成批准49个儿童新药上市。
其次，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已上市药品说明书增加儿童用药信息工作程序（试行）》，完善药品说明书，增加儿童用药信息。截至目前，国家药监局发布了3批15个品种49个品规的修订公告。新增儿童用药信息品种，涉及儿童抗肿瘤药、儿童白血病，儿童重型精神障碍用药，包括儿童的孤独症、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严重疾病。
在儿童用药领域外，近年来备受社会关注的罕见病患者群体仍面临无药可用的局面。据悉，我国罕见病患者约2000万人，每年新增患者超过20万人。弗若斯特沙利文资料显示，约80%的罕见病属遗传性，且四分之三的病例于儿童时期开始发病，五岁前的死亡率为30%。全世界范围内只有不到5%的罕见病有药物可以治疗。
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分会候任主任委员、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肾内科主任丁小强教授直言，“罕见病的防治困难在于疾病种类多，且非常少见，不同疾病治疗方法不一样，要针对每一个病研究一种或多种药物，是个巨大的工程。实际上，大部分罕见病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治疗方法。”
近些年来包括政府、罕见病研发企业以及社会慈善组织都在携手共同助力罕见病药物研发。国家药监局也持续推进系列政策，多途径推进罕见病用药的研发上市。黄果概括三条通道，具体来看：
一是通过鼓励我国的新药研发，解决部分罕见病无药可用的问题。突破性治疗药物，附条件审批，优先审评审批程序对于罕见病药品申报均适用；从技术上看，允许滚动提交资料，合理确定临床替代终点，缩短审批时限的办法，提升罕见病药品研发上市的效率；
二是加快引进通道，即让更多国际上在研或在产的罕见病药更快地进入国内。一方面药监局建立临床试验默示许可制度，支持跨国医药企业在我国同步研发，同步申报和同步上市；另一方面鼓励境外已上市的罕见病药品进入国内；
三是通过临时进口通道保障特殊情况下的临床急需，包括支持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粤港澳大湾区医疗机构临床急需药品的进口。2018年至今已有130个罕见病样药获批上市，其中2024年1至8月已经批准上市达到了37个。
保障用药安全
随着药品集中带量采购进入常态化、制度化实施，国家和地方层面集采正从“提速扩面”迈向“扩围提质”新阶段，加速推动我国仿制药行业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在集采推动下，我国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药品累计数量快速上升。
据国家药监局发布的《2023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自化学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开展以来，累计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申请共3797件（666个品种）。仿制药已是我国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市场仍有舆论担忧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会成为“一次性评价”。有行业分析师表示，为了做到集采“降价不降质”，监管部门设置“两重关卡”。一是在集采药品入选条件方面，要求仿制药是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产品，即与原研药品质量和疗效均要一致，这是通过临床试验在“理论”上保证药品质量；二是针对集采仿制药，成立临床疗效和安全性真实世界研究课题组，通过“实践”验证集采产品的质量。
“2021年国家印发的《关于推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药品监管部门应对全部中选药品品种进行用药重点监控，对进入市场流通的中标药品实施全覆盖的抽样检查，同时强化制药企业主体责任意识，对临床急救应急药品和临床用药中产生严重不良反应的药品品类进行溯源追责。”该分析师补充。
监管部门持续对药品的生产、流通、使用进行全链条质量监管。“对中选药械实行生产企业检查和中选产品抽检，两个百分之百全覆盖，确保中选产品降价不降质。今年1至8月，国家药品抽检共计20696批次，合格率为99.43%。”李利表示。
“现在我国每一支疫苗都实现了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李利强调，加强药品监管机构队伍建设，调整设立国家疫苗检查中心，特殊药品检查中心在长三角大湾区设立4个审评检查分中心，在国家和省两级建立职业化专业化检查员队伍，为药品监管现代化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信息来源：21经济网）
世界特应性皮炎日：2025年中重度患者超2000万，国产药加速卡位能否成新宠？
每年9月14日是世界特应性皮炎日。特应性皮炎（AD）近年来发病率持续上升，是疾病负担最重的皮肤病。AD具有长期性、复发性的特点，以顽固性瘙痒和皮损改变为主要表现，患者深受其苦。
根据官方披露的数据，我国AD发病率近年来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累及各个年龄段人群，中重度患者的比例近30%，预计到2025年将有2090万左右中重度AD患者。另据相关市场调研数据，作为一种慢性疾病，AD发病年轻，病程可持续数十年。部分患者第一次确诊年龄小于20岁，中重度AD成人患者的病程甚至持续25～30年。AD易复发的特点让患者在治疗后呈现急性加重期和相对静止期常交替出现的情况，每年病情加重时间占到50%。
福建省医学会皮肤病学分会主任委员、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皮肤性病分院副院长纪超表示，特应性皮炎是一种慢性且易复发的炎症性皮肤病。其发病率相对较高，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病率有所差异，大致范围在5%至10%之间。在中国，皮肤科医生对这类疾病的关注度逐渐增加，由于其慢性及易复发的性质，需要对患者进行长期的疾病管理。
“患者常常遭受剧烈的瘙痒感，并且皮疹会出现在不同年龄层的患者身上。因此，特应性皮炎对患者的心理健康影响深远。”纪超表示。
AD药物市场空间较大
AD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皮肤病，其疾病负担位列非致死性皮肤病首位。频繁、持续且强烈的瘙痒以及反复出现的皮损给中重度AD患者带来了沉重的疾病负担，由此引发的睡眠缺失及出现焦虑和抑郁等心理问题，严重影响着患者日常生活与正常工作，给患者及其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
纪超介绍，过去，人们常将特应性皮炎、过敏性鼻炎和哮喘视为“过敏三联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皮肤科医生和科学家逐渐意识到，这些疾病远不止三种。实际上，特应性皮炎不仅与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相关，还与慢性鼻窦炎、下呼吸道哮喘、食道疾病如嗜酸性食管炎，以及食物过敏等共病有关。这些共病的存在，揭示了特应性皮炎的共病非常广泛。
“另外，该疾病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表现为夏季症状较为严重，而冬季相对较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冬季症状可以完全忽视，由于其慢性特性，疾病全年都会给患者带来显著的不适。”纪超说。
在临床需求之下，患者们对于治疗目标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相应的，随着治疗手段的不断进步，临床上AD的治疗方式也不断推陈出新。
纪超介绍，当前，特应性皮炎治疗已经达到了高度规范化的阶段，其病情评估和严重程度可以划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通常情况下，轻度或轻中度患者主要采用外用药物治疗。这些外用药物包括局部应用的糖皮质激素（TCS）、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剂（TCI）以及PDE4磷酸二酯酶抑制剂等。对于中重度或重度特应性皮炎患者，则需考虑系统性药物治疗。
AD是一种免疫介导的炎症性疾病，因此必须采取针对性治疗，即主要针对以二型炎症为主的炎症反应进行治疗。目前，系统性治疗中常用的药物包括生物制剂，如白介素-4受体α（IL-4Rα）抑制剂，以及小分子靶向药物，例如JAK抑制剂等，这些在临床上应用较为广泛。当然，传统的免疫抑制剂如环孢素A和硫唑嘌呤等也是治疗选项之一。
IL-4R是特应性皮炎的重磅靶点，赛诺菲度普利尤单抗是全球第一款获批用于特应性皮炎适应症的IL-4R药物，2022年全球销售额达86.8亿美元同比增长46.1%；2023年全球销售额达115.7亿美元，同比增长34%；2024上半年全球销售额达66.63亿美元。
此外，JAK1抑制剂是中重度特应性皮炎领域的新星，全球共两款JAK1抑制剂获批AD适应症，分别是艾伯维的乌帕替尼和辉瑞的阿布昔替尼，其中乌帕替尼2023年销售额达39.69亿美元，同比增速超50%。OX40/OX40L抑制剂在AD的发展方兴未艾，安进的Rocatinlimab和赛诺菲的Amlitelimab有望实现4周给药一次，大大提升患者的用药便利性。
“在治疗方针上，首先必须明确诊断。其次，要对疾病的严重程度进行精确评估，以确定病情属于轻度、中度还是重度，并据此提供相应的医疗建议。此外，目前患者对治疗的需求仍有提升空间。超过80%的患者认为，治疗身体外露或敏感部位的皮损极为重要。”纪超指出，眼下，也有超过80%的患者仍然遭受瘙痒或疼痛的困扰，而超过40%的患者因此感到自卑。现有的治疗方案尚未能满足AD患者对皮损改善和治疗效果的期望。
西南证券也分析指出，特应性皮炎药物国产升级将至。例如康诺亚的司普奇拜单抗和恒瑞医药的艾玛昔替尼均于2023年底递交上市申请，泽璟制药、和黄医药、诺诚健华、冠昊生物等企业的特应性皮炎药物正处于临床阶段。近日，康诺亚宣布其自主研发的特应性皮炎IL-4Rα抗体药物司普奇拜单抗获批上市。
纪超教授表示：“作为特应性皮炎治疗领域的国内首个、全球第二个获批上市的IL-4Rα抗体药物，司普奇拜单抗凭借领先机制快速、全面、持续改善皮损，显示出对中重度特应性皮炎患者优异的长期疗效及良好的安全性，使皮损90%改善的更高治疗目标成为可能，为临床治疗和疾病管理提供了新手段。”
随着国产药物进展加速，AD治疗规范化程度有望进一步加强。
关注药物安全性
当下，特应性皮炎诊断率与治疗率的上升，使得相关药物的使用率不断加大，高效、安全的治疗药物市场份额也会显著提高，有望进一步助推提升特应性皮炎的规范化治疗及临床合理用药标准。
不过，也有调查报告显示，根据辉瑞老牌JAK抑制剂Xeljanz一项上市后研究结果，在已经有心血管危险因素的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中，研究人员注意到，与使用TNF抑制剂的患者相比，服用Xeljanz的患者发生血栓、主要心脏相关事件、死亡和癌症的风险增加。
另据Global Data对全球七个主要市场的120名高处方量医生的调查，在处方口服和外用JAK抑制剂药物治疗特应性皮炎方面，已引起了“关于如何以及是否应该使用这些药物的不同意见”。研究发现，最大的分歧出现在美国/日本市场和欧盟/英国市场。美国和日本市场，医生们的态度普遍是“乐观”的（尽管最近FDA的安全更新）；而在欧盟和英国市场，医生们指出，JAK抑制剂应该只用于接受生物制剂治疗应答不足、出现严重副作用、或由于安全考虑不适用生物制剂的患者。
如此，如何保障患者用药安全性？对此，纪超表示，在药物治疗层面安全性与有效性并重。回顾过去，在生物制剂和小分子靶向药物尚未普及之前，临床的选择相对有限。那时，AD治疗主要依赖两种药物：免疫抑制剂，如环孢素，以及激素，药物给患者带来的副作用相当严重。以环孢素为例，不仅可能导致肾功能损害，还可能引起继发性高血压等问题。至于激素，在特应性皮炎治疗中，临床强烈反对使用系统性激素。
“尽管在某些重症情况下，当没有其他药物可用时，可能会考虑使用激素，但目前我们不推荐这种做法，因为激素的副作用众多，包括消化道溃疡、电解质紊乱、钙质流失以及继发性感染等，这些都会对患者造成重大伤害。”纪超说，在当今的系统性用药领域，靶向药物成为了临床的首选。
靶向药物主要分为两大类：生物制剂和小分子药物。“在特应性皮炎治疗领域，生物制剂如司普奇拜和度普利尤单抗，以及以JAK抑制剂为代表的小分子药物，其实都显示出了良好的临床效果。它们的安全性得到了广泛认可，医生和患者在使用时顾虑较少。”纪超说，其实，治疗只是其中一环，对于所有类型的特应性皮炎，无论轻度、中度还是重度，都有三项关键措施必须执行：
首先，重视健康教育，即在医院确诊后，应仔细聆听医生的指导。健康教育内容包括正确的洗澡方法，建议使用与体温相近的水温，大约37度为宜。这样的水温洗浴时感觉略凉，避免使用过热的水。同时，应选择温和的沐浴露。此外，避免阳光直射，采取防晒措施，这些都是健康教育的一部分。
其次，大量使用润肤霜，以保护和修复受损的皮肤屏障。由于特应性皮炎患者的皮肤屏障功能通常受损，且经常遭受瘙痒的困扰，皮肤屏障往往不完整，因此需要大量使用润肤霜来帮助皮肤恢复。
此外，避免刺激源至关重要。过去人们常说要避免过敏原，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因为问题不仅仅是过敏那么简单。它还包括减轻精神压力、避免抓挠和避免其他可能加重病情的刺激因素，这些都属于避免刺激源的范畴。
（信息来源：21经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