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白及多肽类药物长效化技术的研究进展（上篇）
日前，泰州迈博太科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迈博药业）的注射用英夫利昔单抗（Infliximab）获批上市，成为首个获批上市的国产英夫利昔单抗产品。
英夫利昔单抗原研企业为美国强生，商品名类克，1998年获得美国FDA批准上市，适应症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RA）、克罗恩病、强直性脊柱炎（AS）、银屑病等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AI D）。类克可与TNF-α（肿瘤坏死因子-α）的可溶形式（sTNF-α）和跨膜形式（tmTNF-α）以高亲和力结合，从而抑制TNF-α与受体结合，使TNF失去生物活性。
■AID药物市场增速快
AID是指机体免疫系统对自身成分的免疫耐受被打破，从而攻击自身器官、组织或细胞，引起损伤而诱发的一类疾病，例如多发性硬化症、自身免疫性肝病、l型糖尿病、系统性红斑狼疮（SLE）、RA、AS、干燥综合征（SS）、多发性肌炎/皮肌炎等。全球约有7.6%～9.4%的人患有各种类型的AID，AID已经成为除心血管疾病和癌症外的第三大慢性疾病。
全球AID治疗药物呈现稳定增长趋势。据药智咨询数据显示，2018年AID治疗药物市场规模为1099亿美元，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1522亿美元。我国AID治疗药物市场规模呈快速增长，2015年市场规模为14.2亿美元，2018年增至19.4亿美元，预计到2025年，市场规模将达到81.9亿美元。
强生公司的类克上市后在全球热销，2012年至2014年间，类克销售额一路高歌猛进，并于2014年达到峰值92.4亿美元。但是近年来，由于类克的专利到期，其生物类似药相继上市。如辉瑞制药、日本化药株式会社生产的英夫利昔单抗类似药Inflectra分别于2013年9月在欧洲、2016年2月在美国获批上市。在此背景下，类克在全球市场的销售额持续下跌，2020年全球销售额仅为37亿美元，较峰值时已下降60%。
凭借先发优势和较广的适应症，类克在我国市场表现亮眼，并于2019年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价格由此前的6047元/100mg降至2007元/100mg，降幅达66.8%。国内TNF-α抑制剂竞争渐入白热化状态。2019年类克在国内主要样本医院销售额达1.798亿元。
随着国产英夫利昔单抗的获批上市，类克在我国市场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除了迈博药业近期获批上市的英夫利昔单抗外，海正药业、嘉和生物和Celltrion的英夫利昔单抗也处于上市申请阶段。从申报上市的日期看，海正药业的HS626有望成为第二家获批上市的国产英夫利昔单抗。
■竞争日趋激烈
提到类克就不得不提阿达木单抗（商品名修美乐），修美乐由英国Cambridge Antibody Technology(剑桥抗体技术公司)与美国雅培公司联合研制，2003年1月首次在美国上市。该药已连续八年蝉联全球“药王”桂冠，2020年全球销售额达198.32亿美元。
然而，修美乐在中国市场的表现却差强人意。2019年，修美乐在我国主要样本医院销售额仅为1415万元，价格过高可能是制约其销售额的关键因素。对于诸如RA等慢性病用药，有观点认为，患者愿意承担的单药价格为3000~5000元/年，而修美乐接近20万元/年的售价已经远超患者心理价位。2019年11月，修美乐降价83%，与类克一并被纳入医保。由于修美乐原本市场份额较低，纳入医保后，销售额立即快速提升，2020年在样本医院销售额达7008万元。尽管2020年修美乐在国内市场实现逆袭，但其他阿达木单抗生物类似药的相继上市也给修美乐带来巨大压力。目前，国内已有四款阿达木单抗生物类似药获批上市，包括百奥泰生物的格乐立、海正药业的安健宁、信达生物的苏立信和复宏汉霖的汉达远。从上市时间看，格乐立2019年11月率先获批上市，具有一定的先发优势，在价格上四款药物没有太大差异，未来谁能抢占先机，主要取决于市场销售能力的比拼。
我国AID治疗药物主要分为小分子靶向药和生物制剂。目前小分子靶向药以靶向JAK/STAT信号通路的托法替布为代表，自身免疫性疾病生物药以TNF-α抑制剂为主，2019年销售额占比在90%以上。
纵观国内主要TNF抑制剂的市场格局，三生国健药业的益赛普仍占据主要地位，2020年益赛普主动降价50%，基本保持了市场主导地位。而白介素抑制剂、JAK抑制剂等药物的相继入局，更是加剧了这一领域的竞争。百奥泰生物、丽珠单抗生物公司和海正药业的托珠单抗（IL-6抑制剂）已处于临床Ⅲ期阶段，而百奥泰生物的托珠单抗皮下制剂也已于今年5月获批；2019年，托法替布（JAK抑制剂）被纳入医保目录，辉瑞制药的尚杰（枸橼酸托法替布）大幅降价50%。2020年，托法替布又被纳入第三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一批国产托法替布宣布降价超50%。
目前，国内共有10多种治疗AID的生物药上市，其中2019年全球自身免疫系统疾病药物TOP10已全部在我国上市。但是，大多数没有进入国家医保目录的药品，要想放量比较困难，所以AID生物制剂在国内市场占比仅为20%。未来5年，随着AID诊断的完善、患病群体基数增大（患病率呈上升趋势）、政策推动药物可及性提高，将逐步驱动AID治疗药物市场规模扩张，加之更多AID国产药物的上市，市场竞争加剧，客观上也能推动更多质优价廉的好药惠及患者。
（信息来源：CPhI制药）
医保准入七大变化！药企必须把握“五年黄金期”
医保的准入门槛已然改变。
医保准入门槛已调整为近五年来获批的创新药和改良药（新增适应症）；五年以前上市的产品想进入医保，只剩下改良药（新增适应症）和国家基药目录两个途径。新药企业想进入医保，应积极把握五年的黄金时期。
根据国家医保局官网此前发布的《关于公示2021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通过初步形式审查药品及信息的公告》，共有271个药品通过初步形式审查。
在通过初步形式审查的目录外药品中，2016年以后新上市的药品占93.02%。这并不是因为2016年以前上市的药品不想申报进入医保，而是医保的准入门槛越来越倾向于近五年获批的新产品。
01、新增产品进入门槛压缩为三类
近五年来获批的创新药和改良药（新增适应症），以及最新的基药
2021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将医保目录外的产品可进入医保目录的条件分为4类，远远少于2020年的7类。
2021年医保目录调整方案的4类条件包括：2016年1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期间，经国家药监部门批准上市的新通用名药品和适应症或功能主治发生重大变化的药品；与新冠肺炎相关的呼吸系统疾病治疗用药；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年版）》的药品。
但实际上，与新冠肺炎相关的呼吸系统疾病治疗用药并没有产品通过形式审查。这意味着新增产品进入的门槛已经被压缩为三类：近五年来获批的创新药和改良药（新增适应症），以及最新的基药。
02、鼓励清单进医保准入捷径被堵
首仿药凭借鼓励目录以国内已上市原研适应症进医保的准入路径被堵死
2020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的鼓励清单（纳入《第一批鼓励仿制药品目录》、《首批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第三批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中选药品等）条件在2021年被删除，这意味着，原研药已在国内上市但没有进入医保的通用名产品，首仿药想凭借鼓励目录以原研药已上市的适应症进入医保目录的准入路径已经被堵死。原研药未上市的首仿药预计未来可以以“国家药监部门批准上市的新通用名药品”为由进入医保审查目录。
03、临床必需的境外新药不再被鼓励
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名单通常涉及的昂贵孤儿药，需考虑其他救济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鼓励清单中的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名单不再作为2021年医保目录调整的条件。这有可能是因为纳入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名单的产品通常是价格非常高昂的孤儿药，“保基本”的医保基金无力支付。
对于这些药品，如何减轻患者的经济压力，需要考虑别的救济方式去解决。而且，这些药品通常属于“经国家药监部门批准上市的新通用名药品”，没必要再单列条件。
04、省增补目录产品调入医保机会渺茫
进医保的机会只剩“适应症或功能主治发生重大变化”和纳入基药目录
按《国家医保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医保发〔2019〕46号）的通知，各地应严格执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不得自行制定目录或用变通的方法增加目录内药品，也不得自行调整目录内药品的限定支付范围。对于原省级药品目录内按规定调增的乙类药品，应在3年内逐步消化。消化过程中，各省应优先将纳入国家重点监控范围的药品调整出支付范围。
2020年的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曾给省增补目录产品一次机会，“2019年12月31日前，进入5个（含）以上省级最新版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有机会进入国家医保目录。这是2020年最多产品进入通过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名单的分类，合计共有493个，但进入医保目录的成功率却很低，仅22个（即8%）产品最终成为医保目录产品。
2021年没有再给这些省增补医保目录产品调进国家医保的机会。2022年是最后一年清退，更不可能给省增补医保目录产品调进国家医保的机会。
未进入医保名单的471个省增补医保产品，未来进入医保的机会只剩下“适应症或功能主治发生重大变化的药品”和“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471个省增补医保产品中唯一一个产品进入2021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的匹多莫德口服溶液就是以“适应症或功能主治发生重大变化的药品”理由通过审查。
05、进入基药目录未必获医保“入场券”
进入基药目录或能拿到医保目录预备门槛，但并非必进门槛
2021年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为理由进入审查目录的6个产品（胞磷胆碱钠氯化钠注射液、胞磷胆碱钠葡萄糖注射液、复合磷酸氢钾注射液、硝酸异山梨酯氯化钠注射液、硝酸异山梨酯葡萄糖注射液和唐草片）都进入过2020年医保审查目录，但2020年都没能进入正式医保目录。由于是基药目录产品，2021年继续进入医保审查目录。由此可见，进入基药目录或许能拿到医保目录的预备门槛，但并不是必进门槛。
鉴于未来进入医保目录的方式越来越少，预计不少上市多年的非医保产品会期望通过进入基药目录获得进入医保目录的机会。
06、独家中成药可考虑增加新适应症进医保
未来更多药企在充分评估转化医学可行性后采取真实世界数据注册中成药新适应症
共有13个产品是以“2016年1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期间，经国家药监部门批准，适应症或功能主治发生重大变化的药品”。
通常新增适应症是由原研药启动的。没有原研药上市的仿制药增加新适应症后，集采分组还是与没有增加的分在一组，例如布洛芬注射液。因此，投入做新适应症的企业未必能在集采中获益，预计未来仿制药企业不一定愿意投入新适应症。原研药如果不想引进国外的适应症，那么对应的适应症很有可能最多在临床上超适应症使用，但该适应症不被医保报销。
而对于未进入医保的已上市多年的独家中成药而言，未来欲进入医保可考虑增加新适应症路径。而这将推动更多药企在充分评估转化医学可行性后采取真实世界数据去注册中成药的新适应症。
07、药物经济学不是进入医保的“敲门砖”
上市多年药物只做药物经济学进医保的路径，今后变得复杂
过去，药物经济学是国内企业申请进入医保的“敲门砖”。而从2021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来看，药物经济学已不能作为进入医保目录的条件，但会在企业申报和专家审评等环节成为关键依据。这意味着企业在开发适应症的同时，也要将配套的药物经济学研究透，这实际上就是改良药（增加新适应症）临床需求的立项依据。
如果企业不开发新适应症就想进入医保目录，就只能寄望于其药物经济学研究的数据能被基药目录认可。该药品先进入基药目录再申请进入医保目录。
展望
2021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调整了医保目录的准入标准。从结果导向来看，医保部门在鼓励创新。新药企业要珍惜5年的窗口期。欲并购非医保沉睡产品批文的企业，要慎重考虑产品转化新临床适应症的可行性。
（信息来源：医药经济报）
Nature：2035年mRNA药物市场展望
近日，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发表了一篇关于mRNA药物市场分析的文章，对全球mRNA药物的布局企业和研发进展进行了介绍，并对2035年的mRNA市场进行了预测。
随着COVID-19 mRNA疫苗的上市和广泛使用，mRNA技术平台在2020年取得重大突破。专注于mRNA技术的5家上市公司在2019年底的总市值约为150亿美元，到2021年8月这一数值已超过3000亿美元。
目前正在开发的mRNA药物按用途和药物类型主要可分为三大类：预防性疫苗、治疗性疫苗和治疗性药物。本篇文章基于公开数据对全球mRNA药物的研发活动进行了整理，共分析了31家mRNA公司的180个项目，重点展示了公司的管线数量和研发阶段、治疗方向、临床策略和与其他治疗模式相比的初步公布数据，同时预测了三个主要应用场景的mRNA药物的整体市场规模，包括针对COVID-19以外的应用。同时也对COVID-19疫苗市场规模进行了预估。
■mRNA药物：项目数量、研发阶段以及治疗方向
在纳入分析的31家公司中，有77%的公司拥有至少一款mRNA预防性疫苗的公司达77%，拥有至少一款mRNA治疗性疫苗的公司达35%，拥有至少一款mRNA治疗性药物的公司达55%。
76款预防性疫苗中，22%用于预防COVID-19感染，77%用于预防其他感染性疾病；32款治疗性疫苗中，21%与癌症相关；72款mRNA治疗性药物中，肿瘤药占13%，罕见病药物占20%，呼吸疾病药物占17%。
从产品开发进度上看，已有mRNA预防性疫苗获批上市或获得紧急使用授权（EUA），分别来自辉瑞/BioNtech和Moderna。mRNA治疗性疫苗和治疗性药物目前尚无获批的产品。总体而言，mRNA产品大多处于I期和临床前开发阶段。
■mRNA产品市场趋势预测
更高的开发成功率(POS)是mRNA疫苗相对于其他疫苗的优势。预计未来15年预防性疫苗将在mRNA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短期内，预防性疫苗的大部分收入仍将来自COVID-19产品，但从中长期看，用于呼吸道合胞病毒和流感等疾病的其他疫苗可能覆盖更广泛的人群，不过价格上涨空间有限。
考虑到主要适应症的目标人群渗透率、定价和竞争，估计预防性mRNA疫苗类药物（除COVID-19疫苗以外的产品）的平均全球销售峰值约为8亿美元。到2035年，经风险调整后的总市场规模为70-100亿美元(不包括COVID-19疫苗)和120-150亿美元(包括COVID-19疫苗)。
治疗性疫苗可能是mRNA药物中的小众产品（niche space），但是基于患者群体规模以及有可能在靶向多种肿瘤相关抗原治疗模式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类药物可能拥有巨大的商业潜力。然而临床开发、监管和制备的风险仍然很高。
如果考虑到目标人群规模、不同治疗模式的竞争、定价、市场渗透和风险增加等因素，个性化癌症疫苗产品的平均销售峰值约为50亿美元，针对单一疾病产品的销售峰值约为13亿美元。到2035年，整个市场规模(经风险调整)估计将达到70-100亿美元。
治疗性药物可能会是mRNA药物中最大的机会，涉及众多适应症，但mRNA药物是否比其他疗法具有临床优势目前尚不清楚，也有很高的临床风险。长期的机会将取决于诸如递送系统和基因编辑等领域的技术进步。
预计治疗性药物将占mRNA产品10%-30%的份额。肿瘤、呼吸系统疾病（主要是囊性纤维化）和罕见病全球管线产品平均销售峰值分别约为11亿美元、18亿美元和5亿美元。估计2035年整体风险调整后的市场规模为4-50亿美元。
■展望
mRNA产品的市场规模短期内取决于COVID-19疫苗的销售，2021年预计将超过500亿美元。在2023-2025年间，由于主流市场对COVID-19疫苗的需求下降，缺乏新产品推出，这一数值将下降，加强针的批准和更广泛的全球使用预计能支撑起200亿美元的销售额。
随着其他预防性疫苗和治疗性疫苗产品的推出，mRNA药物市场预计从2028年开始增长，2035年将达到230亿美元。其中，预防性疫苗仍将是基石，2035年的市场份额占比会超过50%。癌症治疗性疫苗占比大约30%，治疗性药物占比不到20%。总体而言，在递送技术和稳定性方面取得改善和进步以后，mRNA具有非常强的竞争优势。
（信息来源：医药魔方）
我国IVD行业格局加速重塑
为满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需求，我国体外诊断（IVD）产品生产企业不断研发和生产出不同类型的新冠病毒检测产品。这些产品在助力疫情防控的同时，也让公众对IVD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当下，我国IVD行业在机遇与挑战中迎来跨越式发展，技术迅速革新，行业格局加速重塑。
■常规检测市场回暖
近期，国内IVD上市公司陆续发布半年度业绩报告。从半年报可以看出，大多数企业的业绩向好，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其中一部分企业更是凭借新冠病毒检测业务，特别是新冠病毒抗原快检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取得了亮眼的成绩。
上半年，具有新冠病毒检测海外业务的热景生物和东方生物迎来业绩高光。根据热景生物上半年报告，其两款新冠病毒抗原快速检测产品——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前鼻腔）和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唾液）获得了德国联邦药品和医疗器械主管部门（Bf ArM）认证，用于新冠病毒的居家检测，可以在德国的商超、药店、互联网商店等销售，热景生物外贸订单迎来爆发式增长。热景生物今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4.5亿元，同比增长74261.79%，成为上半年科创板净利增幅最大的企业。东方生物今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3.94亿元，同比增长547.82%。
相比之下，其他已于2020年获得快速增长的新冠病毒检测企业的表现则没有那么亮眼。以核酸检测市场为例，圣湘生物2020年上半年利润较2019年同期增长146倍，2020年全年利润较2019年同期增长65倍；而2021年一季度，其利润仅同比增长2倍，增速放缓。华大基因利润甚至出现下滑——其2020年利润较2019年增长6倍，而2021年上半年利润较2020年同期下降34.24%。华大基因在其业绩报告中称，在上年同期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基数大幅增长的基础上，今年上半年公司整体营业收入略有下降，剔除疫情相关业务变化情况，公司常规业务板块较上年同期均实现了稳健、有机增长；其中，肿瘤防控、感染防控相关业务样本量和收入较上年同期实现大幅增长。
目前，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社会经济快速复苏，新冠病毒检测业务之外的生化免疫、分子诊断市场也开始回暖。以科华生物和迈克生物上半年业绩为例，科华生物净利润同比增长148.64%，迈克生物净利润同比增长71.36%。
■原料和高端仪器领域布局热情高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增10家IVD上市公司，超过2020年全年新增数量（9家）。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主营IVD业务（体外诊断营收占比达50%以上）的上市公司总数已达50家。
国内IVD上市公司中，绝大部分为IVD试剂生产厂家，也有少数流通和服务（第三方医学检验）企业，但原料和高端仪器制造公司较少。这一方面反映出我国IVD产业的上游核心原料和高端仪器以进口为主，国际巨头企业依旧在工业级酶、抗体、测序仪、质谱仪等领域中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凸显出我国IVD产业发展向上游拓展的重要性，原料和高端仪器市场空间广阔，大有可为。
从市场发展现状来看，预计我国IVD原料和高端仪器制造领域上市公司稀缺的局面很快将被打破。
今年5月，诺唯赞生物首发申请获上交所上市委员会通过，将于科创板上市。诺唯赞业务涉及酶、抗原、抗体等分子诊断原料供应，近两年持续为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及抗体检测试剂生产厂家提供上游原料。此外，6月，深交所恢复了菲鹏生物的发行上市审核。菲鹏生物成立已近20年，具有涵盖免疫诊断、临床生化、分子诊断等主流平台的原料产品线，已开发出IVD核心原料1200余种。
在仪器制造端，以禾信仪器为例，该企业在上半年科创版过会，7月被批准上市。禾信仪器业务主要涉及质谱仪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逐步在国外巨头企业主导的仪器市场中立足。
在测序仪领域，华大智造是全球为数不多具有临床级高通量基因测序仪自主研发和量产能力的企业之一。去年年底，上交所受理了华大智造的科创板IPO申请。
在未上市公司努力探寻上市之路的同时，已上市公司也在积极加大对产业链上游的布局，以增强竞争实力。例如，今年5月，迈瑞医疗宣布拟以5.45亿欧元收购Hytest及其下属子公司100%股权。Hytest多年深耕IVD免疫试剂上游原料，已经与迈瑞医疗合作10多年。通过此次“联姻”，迈瑞医疗获得了掌控上游原料质量安全的主动权，进一步推动了其IVD业务的国际化进程。同月，圣湘生物宣布拟以19.50亿元获得科华生物18.64%的股权，成为其第一大股东。科华生物有着渠道成熟的生化免疫和血液筛查产品，同时与控股子公司天隆在上游核酸提取、荧光PCR仪及中游分子产品等业务上也有协同；6月，圣湘生物又以2.552亿元获得了真迈生物14.77%的股权。通过对这2家公司的股权进行布局，圣湘生物将业务延伸到生化免疫及血液筛查市场，产业链拓展到上游核酸提取、PCR仪器、二代测序仪器领域，有助于巩固其行业地位，实现更为立体的战略发展。
■细分领域“百家争鸣”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有效控制，IVD行业也面临着新的发展格局。除了常规检测业务的复苏外，许多企业还在不断寻找新的增长点，例如病原体检测、伴随诊断和癌症早筛等。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我国IVD领域生产企业平均生产规模不到2000万元，行业处于多、小、散的状态。疫情防控是对所有相关企业综合能力进行的一次大考，不同企业的整体价值观、机会把握能力、执行能力、运营方式不同，经历的发展轨迹也各不相同。整体而言，对临床需求更敏感、技术储备更丰富、执行力更高效的企业获得了更大的发展。
总体来看，传染病及感染性疾病将会是一个持续的公共卫生问题，病原检测仍然会是热门领域。基于疫情防控的需求，新冠病毒检测对IVD临床应用场景进行了深入挖掘，并加快了IVD领域的技术革新，未来，在病原检测领域将会出现多种技术路线，如病原宏基因组技术（mNGS）、分子诊断（POCT）技术和CRISPR技术等。
癌症筛查是另一个热门方向。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的数据，2020年，我国癌症新发病例457万，癌症负担在持续加剧。旺盛的癌症“早筛早诊”临床需求将带来广阔的市场增长空间，促使癌症筛查成为当下IVD领域最火热的赛道之一。如2020年11月，诺辉健康的“KRAS基因突变及BMP3/NDRG4基因甲基化和便隐血联合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胶体金法）”获批上市，该产品用于结直肠癌高风险人群的筛查。这款产品的获批，不仅实现了肿瘤筛查产品的破冰，也为同类产品的临床验证摸索出一条路径。
精准医疗将依然备受关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试行）》及《新型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2020年版）》等文件中，明确了按临床诊疗规范、指南、路径和药品说明书需进行基因靶点检测的靶向药物，使用前需经靶点基因检测，确认患者适用后方可开具。不论是临床需求，还是宏观政策，均对基因检测和伴随诊断领域释放出利好信号。下一代基因测序（NGS）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成本下降，也为这一细分领域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信息来源：中国医药报）
我国原料药产业再现产能过剩隐忧（上）
近十几年来，国内原料药产业一直受到产能过剩的困扰，相关产品市场价格一路走低，导致生产厂家纷纷低价竞销，甚至将价格战打到了国际市场，导致我国企业产品出口微利甚至亏损，对产业健康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实际上，2015年之后，在环保安全监管等政策的引导下，原料药产能过剩的情况一度有所缓解。但2019年以来，原料药产能又有逐步放大的趋势，隐忧再现。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效果凸显原料药产能过剩一度缓解
近年来，在环保安全监管政策趋严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的共同作用下，国内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生产工艺落后的原料药产能被逐渐淘汰，产能集中度有所提升。
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药品监管统计年报，相比于2015年，我国原料药和制剂生产企业数量在2016年骤减约900家，多为因环保安全监管关停或停产搬迁的原料药企业。此后几年，企业数量逐渐有所恢复。在此背景下，2018年，我国化学药品原料药产量和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均有明显下降，分别同比下降35%和23%。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显著，原料药产品价值和行业利润率逐渐回升，利润率从2015年的7.6%逐年回升至2020年的13.3%。近年来，原料药企业业绩纷纷转好——很多原料药上市公司年报显示扭亏为盈或盈利大增，中小型原料药企业也大都表示经营状况逐年向好。产能过剩的阴霾似乎已成为过去。
■产能过剩卷土重来原料药出口均价大幅下跌
事实上，悬在我国原料药产业头顶的产能过剩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直没有消失过，出口低价竞销的现象不时在一些品种上出现。例如，对乙酰氨基酚出口均价在经历多年低迷后，在2018年底涨至5.93美元/公斤的阶段新高，但随后逐步下行，并于2020年初跌至4.11美元/公斤，区间跌幅达31%；阿莫西林三水酸出口均价于2017年初触底，2018年最高涨至26美元/公斤，但在2020年初跌至20美元/公斤，区间跌幅为23%；6-APA出口均价从2018年8月最高的29.58美元/公斤，跌至2020年1月最低的17.56美元/公斤，区间跌幅超过40%；维生素C出口均价从2018年初的7.17美元/公斤，最低跌至2020年初的2.87美元/公斤，区间跌幅高达60%。
可以看出，2018年，我国原料药产量下降对市场的影响得到充分体现，上述品种的出口价格基本都是在2018年达到了阶段性高点，但随后出现下跌走势，并在2020年初见底。如果不是2020年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打破了全球原料药供需平衡，并在我国较好控制住疫情的前提下对原料药出口产生了一定的正向刺激，那么上述原料药品种的出口价格很可能继续下跌或在低位徘徊。实际上，即便是受到正向刺激，上述品种的出口价格也仅在去年第二、三季度小幅反弹，直到第四季度才在全球大宗原料和跨境物流大幅涨价的带动下进入了主升通道。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近年来国内外原料药产能都有逐步放大的趋势。未来全球原料药产能过剩几乎成为必然，这也会对我国原料药出口带来深远影响。
■多重因素轮番助推国内原料药扩产项目密集推出
自2019年以来，国内原料药企业密集推出新建或扩建原料药产能项目，推动我国原料药产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增长。据估计，两年多来，我国药企设立的新建或扩建原料药项目多达上百个。
驱动企业新建或扩建原料药产能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一是制药企业出于规模化效益或上下游协同的考虑（这种情况最为常见）。近年来，原料药销售利润的增加显著提升了企业的生产经营信心，原料药企业在对未来市场增长预期良好的情况下，自然会选择通过扩建产能来满足市场需求，这样同时也能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竞争力。制剂企业为避免或减轻原料药价格波动、品质差异等因素对制剂业务的影响，增强自身整体竞争优势，则选择自建产能或控制上游原料药企业。此外，还有原料药企业选择介入上游医药中间体领域，与原有的原料药产品形成协同优势。
二是国内药品集中带量采购需求自下而上传导。在药品集采的执行过程中，实际采购量远超约定采购量的现象普遍存在。今年1月，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陈金甫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截至2020年，前三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实际采购量已经达到协议采购量的2.4倍。据了解，部分省份甚至出现1个月就完成一些品种的全年约定采购量，3个月完成个别品种年约定采购量30倍的情况。旺盛的需求让企业对未来的集采市场充满期待，推动企业做出扩大原料药或制剂产能的决策。但与此同时，集采未中标企业的产能则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闲置。
三是因为安全环保监管导致搬迁的产能逐渐恢复并出现增长。原料药企业的“退城入园”工作从2014年陆续开始，2018年—2019年进入高峰期，截至2020年，大部分企业的搬迁入园工作已经基本完成，部分原料药产能得到恢复，有些企业在搬迁的同时还扩大了产能。
四是新冠肺炎疫情催生了临时性扩产行为。疫情发生以来，国际市场对一些疫情防控相关的原料药需求旺盛，部分原料药企业迅速开发或扩产有关品种，部分化工厂也选择暂时转产原料药。
（信息来源：中国医药报）
AID治疗药物市场竞争加剧
日前，泰州迈博太科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迈博药业）的注射用英夫利昔单抗（Infliximab）获批上市，成为首个获批上市的国产英夫利昔单抗产品。
英夫利昔单抗原研企业为美国强生，商品名类克，1998年获得美国FDA批准上市，适应症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RA）、克罗恩病、强直性脊柱炎（AS）、银屑病等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AID）。类克可与TNF-α（肿瘤坏死因子-α）的可溶形式（sTNF-α）和跨膜形式（tmTNF-α）以高亲和力结合，从而抑制TNF-α与受体结合，使TNF失去生物活性。
■AID药物市场增速快
AID是指机体免疫系统对自身成分的免疫耐受被打破，从而攻击自身器官、组织或细胞，引起损伤而诱发的一类疾病，例如多发性硬化症、自身免疫性肝病、l型糖尿病、系统性红斑狼疮（SLE）、RA、AS、干燥综合征（SS）、多发性肌炎/皮肌炎等。全球约有7.6%~9.4%的人患有各种类型的AID，AID已经成为除心血管疾病和癌症外的第三大慢性疾病。
全球AID治疗药物呈现稳定增长趋势。据药智咨询数据显示，2018年AID治疗药物市场规模为1099亿美元，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1522亿美元。我国AID治疗药物市场规模呈快速增长，2015年市场规模为14.2亿美元，2018年增至19.4亿美元，预计到2025年，市场规模将达到81.9亿美元。
强生公司的类克上市后在全球热销，2012年至2014年间，类克销售额一路高歌猛进，并于2014年达到峰值92.4亿美元。但是近年来，由于类克的专利到期，其生物类似药相继上市。如辉瑞制药、日本化药株式会社生产的英夫利昔单抗类似药Inflectra分别于2013年9月在欧洲、2016年2月在美国获批上市。在此背景下，类克在全球市场的销售额持续下跌，2020年全球销售额仅为37亿美元，较峰值时已下降60%。
凭借先发优势和较广的适应症，类克在我国市场表现亮眼，并于2019年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价格由此前的6047元/100mg降至2007元/100mg，降幅达66.8%。国内TNF-α抑制剂竞争渐入白热化状态。2019年类克在国内主要样本医院销售额达1.798亿元。
随着国产英夫利昔单抗的获批上市，类克在我国市场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除了迈博药业近期获批上市的英夫利昔单抗外，海正药业、嘉和生物和Celltrion的英夫利昔单抗也处于上市申请阶段。从申报上市的日期看，海正药业的HS626有望成为第二家获批上市的国产英夫利昔单抗。
■竞争日趋激烈
提到类克就不得不提阿达木单抗（商品名修美乐），修美乐由英国Cambridge Antibody Technology(剑桥抗体技术公司)与美国雅培公司联合研制，2003年1月首次在美国上市。该药已连续八年蝉联全球“药王”桂冠，2020年全球销售额达198.32亿美元。
然而，修美乐在中国市场的表现却差强人意。2019年，修美乐在我国主要样本医院销售额仅为1415万元，价格过高可能是制约其销售额的关键因素。对于诸如RA等慢性病用药，有观点认为，患者愿意承担的单药价格为3000~5000元/年，而修美乐接近20万元/年的售价已经远超患者心理价位。2019年11月，修美乐降价83%，与类克一并被纳入医保。由于修美乐原本市场份额较低，纳入医保后，销售额立即快速提升，2020年在样本医院销售额达7008万元。尽管2020年修美乐在国内市场实现逆袭，但其他阿达木单抗生物类似药的相继上市也给修美乐带来巨大压力。目前，国内已有四款阿达木单抗生物类似药获批上市，包括百奥泰生物的格乐立、海正药业的安健宁、信达生物的苏立信和复宏汉霖的汉达远。从上市时间看，格乐立2019年11月率先获批上市，具有一定的先发优势，在价格上四款药物没有太大差异，未来谁能抢占先机，主要取决于市场销售能力的比拼。
我国AID治疗药物主要分为小分子靶向药和生物制剂。目前小分子靶向药以靶向JAK/STAT信号通路的托法替布为代表，自身免疫性疾病生物药以TNF-α抑制剂为主，2019年销售额占比在90%以上。
纵观国内主要TNF抑制剂的市场格局，三生国健药业的益赛普仍占据主要地位，2020年益赛普主动降价50%，基本保持了市场主导地位。而白介素抑制剂、JAK抑制剂等药物的相继入局，更是加剧了这一领域的竞争。百奥泰生物、丽珠单抗生物公司和海正药业的托珠单抗（IL-6抑制剂）已处于临床Ⅲ期阶段，而百奥泰生物的托珠单抗皮下制剂也已于今年5月获批；2019年，托法替布（JAK抑制剂）被纳入医保目录，辉瑞制药的尚杰（枸橼酸托法替布）大幅降价50%。2020年，托法替布又被纳入第三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一批国产托法替布宣布降价超50%。
目前，国内共有10多种治疗AID的生物药上市，其中2019年全球自身免疫系统疾病药物TOP10已全部在我国上市。但是，大多数没有进入国家医保目录的药品，要想放量比较困难，所以AID生物制剂在国内市场占比仅为20%。未来5年，随着AID诊断的完善、患病群体基数增大（患病率呈上升趋势）、政策推动药物可及性提高，将逐步驱动AID治疗药物市场规模扩张，加之更多AID国产药物的上市，市场竞争加剧，客观上也能推动更多质优价廉的好药惠及患者。
（信息来源：中国医药报）
糖尿病治疗药物市场分析
糖尿病是一种临床上以高血糖为主要特征的代谢性疾病，目前病因和发病机理尚未得到完全认识。从目前已知的发病机制上看，糖尿病主要由胰岛素分泌缺陷或其生物作用受损，或两者兼有引起。糖尿病患者长期存在的高血糖会导致人体各种组织，尤其是眼、肾、神经、心脏、血管的慢性损害、功能障碍和器官衰竭。
■糖尿病市场规模
全球糖尿病患者人数多年持续增长，患者人数从2016年的4.4亿增长至2020年的约4.9亿，复合年增长率为2.5%。受社会经济、人口、环境和遗传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预计全球糖尿病患病人数将在2025年达到约5.5亿，并于2030年超过6.1亿。
我国是糖尿病患者大国，糖尿病患者数量从2016年的1.1亿增长至2020年的1.3亿，复合年增长率为3.0%。由于人口老龄化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负面影响，预计我国糖尿病患病人数将在2025年达到1.5亿，并于2030年达到1.7亿。我国糖尿病市场具有巨大的治疗需求潜力。
■糖尿病治疗路径及治疗药物
根据我国II型糖尿病防治指南，生活方式干预是II型糖尿病的基础治疗措施，应贯穿于糖尿病治疗的始终。当糖尿病患者经过饮食和运动治疗后，血糖控制仍不能达标时，需使用药物进行控制。自1920年人类使用动物胰岛素治疗糖尿病以来，在100年的时间里，全球共发现、发明了约九大类主要的糖尿病治疗药物：磺脲类、双胍类、糖苷酶抑制剂类、胰岛素类、噻唑烷二酮类（TZDs）、格列奈类、GLP-1类、DPP-IV抑制剂类、SGLT-2抑制剂类。随着病程的进展，患者对外源性血糖控制手段的依赖会逐渐增大。根据患者的不同发病阶段（胰岛β细胞分泌胰岛素的能力逐渐下降）、血糖控制情况、并发症风险状况等因素，临床上常需要口服药物间及口服药与注射降糖药物间（胰岛素、GLP-1受体激动剂）的联合治疗。
纵观目前多样化的糖尿病药物选择，GLP-1受体激动剂代表了一种相对新颖的治疗手段，不仅能够有效降低糖化血红蛋白水平、降低体重，并且已被证明拥有良好的心血管结局和安全性，克服了传统治疗药物中的一些缺陷。
■糖尿病药物市场规模情况
在全球范围内，仅在糖尿病药物方面，患者每年便会花费超过600亿美元，2020年，全球糖尿病药物市场达到697亿美元。预计全球糖尿病药物市场将会在2025年增长到902亿美元，在2030年增长到1,091亿美元。
目前，我国糖尿病患病人数已位居世界第一。在我国市场中，抗糖尿病的药物主要为传统药，且例如DPP-4，GLP-1，和SGLT-2类的新型药物销售额和全球相比仍然很低。目前，抗糖尿病市场在2020年达到632亿元人民币。随着我国糖尿病患者支付能力的增加、医保制度的完善和糖尿病创新药物的不断发展，预计我国的抗糖尿病市场将会在2025年增长到人民币1,161亿元，在2030年增长到1,675亿元。
从糖尿病药物销售情况来看，我国糖尿病药物市场和全球市场的销售结构存在明显差异。目前双胍类、磺脲类和α-糖苷酶抑制剂类等已上市几十年的传统口服药物在我国仍为主流，而在全球范围内其市场占比已少于以DPP-4、GLP-1和SGLT-2为代表的新型药物，这些新型药物由于进入我国的时间较晚，带来的销售收入比例远不及全球其他发达国家，尚处于萌芽阶段，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GLP-1市场规模情况
GLP-1受体（GLP-1R）是近年来II型糖尿病治疗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靶点，GLP-1可作用于胰岛β细胞，促进胰岛素的合成和分泌，同时GLP-1还可作用于胰岛α细胞，抑制胰高血糖素的释放。除此之外，GLP-1还具有延迟胃排空，抑制食欲，保护胰岛β细胞的功能来阻止糖尿病进一步发展的其他作用。
GLP-1类药物主要通过与GLP-1受体结合，模拟生理GLP-1而发挥作用。相比2-3分钟被降解的天然人GLP-1，许多合成的GLP-1受体激动剂，有更长的半衰期。同时由于GLP-1类药物能够有效降低血糖且无低血糖风险、有降低体重的效果及更广的作用范围，其临床治疗地位日益提升。
根据药代动力学特性，GLP-1受体激动剂可分为短效和长效制剂两大类，其中短效GLP-1的半衰期较短，长效GLP-1的半衰期较长。
■全球已上市长效GLP-1药物比较
受到GLP-1药物在中国市场较晚的上市时间（2009）和相对高昂的年均治疗费用影响，目前GLP-1药物在我国市场表现仍比全球其他地区滞后许多。
全球共有十款GLP-1药物上市，2020年全球GLP-1药物市场达到131亿美元。在细分领域，未来长效GLP-1药物市场规模将快速扩增，预计全球的GLP-1药物市场将会在2025年增长到283亿美元，在2030年增长到407亿美元。
2017年，GLP-1药物首次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导致GLP-1药物的年均治疗费用大幅度下降，同时渗透率显著提升。因此，在2016-2020年间，GLP-1药物在我国的销售收入从4亿元人民币快速增长至16元亿人民币，复合年增长率达到46.9%。首个长效GLP-1药物于2018年在我国上市，另三种长效GLP-1药物紧随其后上市。由于随之大幅改善的患者治疗依从性，我国长效GLP-1药物市场规模将快速扩增，同时推动整体GLP-1药物市场的发展。预计整体GLP-1药物市场将以57.0%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于2025年达到156亿元人民币。其中长效GLP-1药物细分市场在2020-2025年间将以100.6%的速度激增，于2025年达到107亿元。在此之后，整体GLP-1药物市场将保持26.2%的复合年增长率，并在2030年达到501亿元。
随着2018年长效GLP-1药物的上市，更好的药效和患者依从性势必将在未来几年助力长效GLP-1药物市场的迅猛发展。与此同时，该类药物进入国家医保目录的可能性可以将市场份额从2020年的20.0%拉升至2025年的68.2%，并于2030年达到83.6%。
全球GLP-1药物目前有多款在研管线，以长效型为主。在GLP-1药物的在研情况方面，我国目前有11款在研长效GLP-1药物。
■糖尿病创新靶点药物市场概况
目前的糖尿病治疗方法经常会出现低血糖的副作用。具有新的作用机制的抗糖尿病药物会开创一个提高生活质量的新时代，并可能使未来的个性化治疗计划成为可能。葡萄糖激酶（GK）参与了肝脏和胰腺中葡萄糖依赖的血糖调节，而葡萄糖激酶激动剂（GKA）可放大这一过程。糖激酶在血糖水平很高时触发胰岛β细胞分泌，而胰岛β细胞中的活性GK可以产生6-磷酸葡萄糖，从而打开ATP敏感的钾通道，并使细胞膜去极化，从而引发葡萄糖刺激的胰岛素释放。同时肝脏中的活性GK也参与了葡萄糖转移至肝糖原并从而降低血糖水平的过程。因此，当血糖过高时，GKA可以控制血糖。由于GKA激活GK的过程受血糖水平的调节，血糖降低时该过程不会继续将葡萄糖转化为肝糖原，因此GKA几乎不会引发低血糖症。
■糖尿病药物发展趋势
早期降糖药物开发以达到更高的降糖水平为主要目的，力求通过用药把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在合理范围内；随着新型降糖药比如GLP-1受体激动剂、DPP-4抑制剂和SGLT-2抑制剂的开发和商业化，这些药物与传统药物的联合治疗成为可能。联合用药可提升降糖幅度，使糖尿病人血糖得到更有效的控制，但早期开发的注射制剂如利那鲁肽（短效GLP-1受体激动剂）药效时间有限，且并发症难以控制，患者依从性有待提高。抗糖尿病药物时效上的局限随着长效注射制剂的开发逐渐被改善，在未来，抗糖药将持续现在的发展趋势，持续往向长效制剂发展。
加强对临床多重获益的关注，由于糖尿病患者群体常合并高血压、血脂异常、肥胖等疾病，科学合理的治疗策略应不仅仅局限于单纯降低血糖，而是在降糖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管理，为病人创造多重临床获益。包括GLP-1激动剂和SGLT-2抑制剂在内的新型降糖药具有胰腺和胰腺外的多重药理作用，不仅在降糖效果上具有优势，还有额外的减重效果和心血管获益。具有综合管理作用的药物极大地拓宽了目前降糖治疗的思路，也将成为未来糖尿病治疗的优先选择。
（信息来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全球肿瘤药物市场回顾与趋势展望
2020年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对医疗健康行业产生了重大影响，肿瘤领域临床研究、新疗法产品管线均取得不俗进展。本文回顾了2020年全球肿瘤药的研发、上市、药物使用、药物支出等情况，并对未来五年的肿瘤市场前景、药物支出等进行了预测。
■丰富的创新药物
2010年以来获批上市的肿瘤新药数量激增，2020年延续了这一趋势，美国共有17个肿瘤新药和3个肿瘤诊断试剂获批上市，其中16种被授予孤儿药资格。过去五年，有62种创新疗法在美国上市，获批用于治疗24个瘤种的130个适应症。而且，越来越多机制首创（first-in-class）的新药获得加速审批资格或突破性疗法认定，基于I期或II期临床试验结果有条件快速获批上市。全球范围内肿瘤新药的上市情况各不相同：2016-2020年中国批准了37种肿瘤新药，高于2011-2015年的6种；2016-2020年，欧盟4国+英国和美国分别批准了53种和62种肿瘤新药。未来五年，全球将有近100个肿瘤新药上市，聚焦罕见肿瘤领域的药物占比将近50%。
2020年美国上市的新药在适应症和机制上取得一系列显著的进展：有17种新活性物质（NAS）被授予孤儿药资格，包括16种癌症药物和1种罕见神经内分泌肿瘤诊断试剂；15个基于I/II期临床试验获批，与现行标准治疗相比，有更好的疗效，或鲜有治疗方案，是获批关键；基于I/II期和II期临床试验批准的药物，关键研究终点是缓解率和改善无进展生存期（PFS），尤其是治疗选择有限的晚期癌症；小分子激酶抑制剂显著提高缓解率、改善无进展生存期（PFS）；2020年上市了5个First-in-class分子，包括用于前列腺癌的新型显像剂、用于神经纤维瘤的新型小分子激酶抑制剂selumetinib、用于多发性骨髓瘤的新型BCMA抗体belantamabmafodotin、用于上皮瘤的tazemetostat和用于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的tafasitamab，均具有显著的临床获益；20个上市的肿瘤或诊断产品中，13个基于单次试验获得批准，因其在试验中表现出显著的临床获益获得FDA批准。
2020年全球共上市18种肿瘤新活性物质，五年总量达到64种。
2016-2020年，美国上市了62个NAS，而EU4+英国为53个，日本为40个，中国为37个。在中国和日本，药品的上市时间通常不与全球同步，两国与全球首发新药的上市时滞较长。
未来五年，在肿瘤领域预计全球将有近100个NAS上市，聚焦罕见肿瘤领域的药物占比将近50%，意味着每个新药物对应的适应症数量更少。同时，也会有一些具有多个适应症的广谱药物，通常基于基因组学检测（PGx）结果，而与组织无关，预计这些情况将日益普遍。
■研发管线充盈
2020年，研发管线中的候选药物数量约为3500个，相比2015年增长了75%，这表明肿瘤领域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仍然较大。2020年启动的肿瘤相关临床试验大约有1600个，创历史新高。肿瘤药从I期临床试验到监管提交阶段的综合成功率，从2010年的约10%提高到2020年的15.8%；罕见肿瘤药的综合成功率为32.9%，是普通肿瘤药的5-6倍。2020年，由于针对罕见肿瘤的II期临床研究的临床开发生产力急剧增加，肿瘤临床开发生产力（成功率、临床试验复杂性和试验持续时间的综合指标）有所改善，但总体开发生产力水平仍显著低于其他疾病。
处于前期管线的产品数量大约为1000种，相比2016年增长了43%，主要为包括基因编辑、CAR-T和RNA疗法在内的新一代生物疗法。约80%的肿瘤前期研发管线和三分之二的后期研发管线来自新兴生物制药公司，这些公司每年的研发支出不到2亿美元。2010-2020年，肿瘤前期研发管线中，总部位于中国的公司占比从3%上升至18%。
肿瘤后期管线产品(包括新一代疗法和靶向治疗)中，一半针对罕见肿瘤
2020年研发管线中的候选药物达3500个，相比2015年增长了75%，这表明肿瘤领域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仍然较大。
2020年，约有500个产品处于罕见肿瘤的后期研发管线，与非罕见肿瘤后期研发管线的数量相当。罕见肿瘤在前期和后期的管线产品数量也相当，未来罕见病疗法可能持续问世。罕见肿瘤药物的综合成功率为33%，其中前期管线中很多候选药有望进入后期研发阶段，并基于加速审批而获批上市。
靶向小分子和生物制剂包括肿瘤免疫疗法、检查点抑制剂、激酶抑制剂以及基于生物标志物的疗法等。新一代生物疗法（包括细胞和基因治疗、基因编辑和RNAi疗法）也是肿瘤领域研究热点，尽管目前为止只有少数疗法上市，但有望实现精准治疗、获得显著疗效。
2020年肿瘤临床试验启动量创历史新高，比2015年增长了60%，主要集中在罕见肿瘤领域
肿瘤和罕见病是临床试验中最大的两个领域，两者受疫情的影响程度都低于其他领域。
2020年启动的肿瘤临床试验达到历史高位，比2015年增长60%，体现了该领域的强劲势头。肿瘤和罕见病之间有较大重合，2020年罕见肿瘤临床试验占肿瘤临床试验的63%，占罕见病临床试验的64%。
罕见肿瘤临床试验的综合成功率是普通肿瘤临床试验的6倍
2020年，临床试验、会议和公司活动受一系列因素干扰，可能会导致试验进展报告异常或暂时减少。这些影响导致试验状态显示为失效，或显示为活跃但三年未有进展报告。因此，含阴性结果在内的综合成功率历史平均值与仅考虑阳性结果的综合成功率之间相差悬殊。
2020年，罕见肿瘤药占整个产品管线的63%，综合成功率为32.9%。其余的肿瘤管线在没有校正失效试验的情况下综合成功率仅为0.7%，校正失效试验后成功率为5.5%。
肿瘤前期研发管线中包括大量被看好的精准疗法
肿瘤研究的最大领域是针对数十个靶点的小分子靶向药，这些产品有望持续获批上市，口服给药将给患者带来更多获益。
这些研究在曾经被认为无法攻克的领域取得进展，例如KRAS突变，该突变以前被认为“无药可医”，但在2021年5月，治疗KRAS G12C突变肺癌的sotorasib(Lumakras)获批，为肺癌患者带来治疗新选择。
在过去五年，肿瘤免疫治疗发展迅猛，一系列PD-1/PD-L1抑制剂和CTLA-4抑制剂上市，60种靶向免疫系统(扩增或抑制)的产品市场前景也被看好。
新一代生物疗法日益受到关注，因其在一些患者中表现出极高的缓解率和应答率。
联合疗法也是研发方向之一，如将抗体靶向药物与强效化疗药物连接得到的抗体偶联药物(ADC)。近年来上市了一些ADC，主要用于治疗乳腺癌。
另一种联合疗法双特异性抗体，例如最近获批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amivantamab(Rybrevant)，两个抗体分别与癌细胞和免疫细胞结合，靶向杀死癌细胞。
新兴生物制药公司占约80%的前期研发管线，但大型制药公司在ADC和BiTE开发中占据高份额
前期管线产品包括处于发现期、临床前和临床I期的在研产品。后期产品管线定义为处于临床II期至注册的产品。如果多家公司共同参与一个项目，优先考虑占据份额最高的公司。由于四舍五入，百分比总和可能不等于100%。基于销售额对公司进行划分：大型公司：销售额>100亿美元；中型公司：销售额为50亿-100亿美元；小型公司：销售额为5亿-50亿美元；新兴生物制药公司：销售额<5亿美元或研发支出<2亿美元。
小分子靶向产品包括数十种机制，是管线中最大的领域，多由较小的新兴生物制药公司主导。
大多数情况下，大公司占据的份额在后期会有所上升，原因在于，II期临床试验后大公司会通过合并、收购和合作等方式涉足该领域。
在上述分析中，各类公司之间可能会共同开发、合作产品，或获得许可，产品管线划分给拥有最大份额的公司，并不表示这些公司拥有产品所有权或财务权益。
值得注意的是，大公司在早期双特异性T细胞受体(BITEs)的早期开发中占有更大的份额，这很可能是未来几年会持续受到关注的领域。大公司在抗体偶联药物早期研发管线中具有更大的份额，可能因为组合药物中往往涉及大型制药公司已经上市的抗体药物。
2020年，新兴生物制药公司占肿瘤后期产品管线的三分之二
2005-2020年，新兴生物制药公司占据肿瘤后期产品管线的份额一直稳定在65%-67%。同期，大型制药公司所占份额在24%-27%之间，尽管药物的绝对数量从2005年的98个增加到2020年的243个。
全球有超过600家的新兴生物制药公司及15家大型制药公司正在积极开展肿瘤研究项目。与2015年相比，2020年新兴生物制药公司拥有的后期研发管线的份额下降了2个百分点，这主要是由于一些公司受疫情影响，导致研究项目中断。
前期研发管线中，总部位于中国的公司所占份额已从2010年的3%上升至18%
2005-2015年，美国在全球肿瘤前期研发管线的占比保持相对稳定，但在2015-2020年逐渐下滑至45%。
2015-2020年，欧洲占据全球前期管线的份额从40%下降到26%，进行中项目的绝对数量增加了56个，即从583个增加到639个。
总部位于中国的公司的产品占前期研发管线的18%，高于2015年的6%和2005年的2%。
目前，韩国公司占据全球前期产品管线的6%，高于2015年的3%和2005年的2%。
总部位于日本的公司在前期研发管线中所占份额下降，2020年降至7%，低于2015年的12%和2005年的13%。
总部位于中国的公司正在开发的新一代生物疗法占全球的13%
2017年之前，美国在肿瘤新一代生物疗法前期产品管线中的占比不断上升，2017年达到顶峰69%，但此后下降了11%；同年中国份额上升了10%，达到13%。
2015-2020年，欧洲占据肿瘤新一代生物疗法前期管线的份额从30%下降到23%，进行中项目的绝对数量增加了66个，即从26个增加到92个。总部位于中国的公司占据肿瘤新一代生物疗法前期产品管线的13%，高于2015年的5%和2005年的2%。总部位于日本的公司占据前期产品管线的份额下降，2020年为6%，低于2015年的10%和2005年的13%。韩国占前期产品管线的4%，与5年前相比没有变化，相比2005年的2%有所上升。
■肿瘤药物使用情况
肿瘤药物的可及性稳步提高，2020年全球日限定剂量(DDD)达92亿，但各国之间的差异较大。通过生物标志物有效识别患者利于精准医疗的开展，但不同国家/地区、不同癌种之间生物标志物的应用存在较大差异。过去五年，全球肿瘤药品用量以年均6%的速度增长，新兴医药市场的年复合增长率则为10%。2020年，新兴医药市场患者人均肿瘤药品用量为0.7DDD，而美国和欧洲患者的这一数字则为约5DDD。相比2018年，美国2020年检查点抑制剂人均使用量几乎翻倍，人均DDD比欧盟4国+英国高29%，比日本高22%。
2015-2020年，全球肿瘤药物用量CAGR为6%，新兴医药市场增速更快
以药物限定日剂量（DDD）衡量，全球肿瘤药物的使用量已从2010年的53亿上升至2020年的92亿，这是由于肿瘤的诊断和治疗日益成熟，疗法的有效性延长了患者生命及疗程。
药物用量及其治疗周期持续时间的不同导致各国/地区的DDD有所差异，如日本的人均使用量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市场，但一般而言，各国的人均使用量相对稳定。
随着经济发展，新兴医药市场数以百万计的患者不再“无药可医”，过去10年的治疗天数平均增加了10%。
其他国家/地区，包括发达国家和低收入国家，过去五年肿瘤药用量年复合增长率（CAGR）为7%。
美国肿瘤药用量CAGR从2010-2015年的8%降至2015-2020年的5%；与美国类似，EU4国+英国CAGR从2010-2015年的6%降至2015-2020年的4%。
日本肿瘤药用量止跌回升，2015-2020年年均增长2%，日本是一个老龄化问题突出的国家，药品用量增加可能是因为老年人往往需要长期使用药物。
相比2011年的20种，2020年近80种肿瘤药物使用了预测性生物标志物
在过去5年内上市的62种肿瘤药物中，有37种需要或推荐在使用前进行生物标志物检测。
预测性生物标志物可帮助准确预测患者对特定治疗的反应，或筛选可能出现不良事件的患者，从而利于开展个体化治疗。
随着肿瘤治疗越来越精确，生物标志物的检测在诊疗中进一步前移，推进基于循证的诊疗，阻止患者疾病进展。
■肿瘤药物支出持续增长
2020年，全球肿瘤药物支出达1640亿美元，2015-2020年CAGR为14.3%。这一增长由创新疗法的引入、药品可及性提升以及对肿瘤早诊早治的重视度提高所驱动。美国2020年肿瘤药物支出达到710亿美元，增长主要来自PD-1/PD-L1药物的使用增加以及小分子和抗体类靶向药的激增。在发达国家，2017-2020年治疗肾癌、非小细胞肺癌、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黑色素瘤和多发性骨髓瘤的药物支出CAGR超过20%，这表明全新机制的新疗法提高了诊断率并延长了治疗时间。2021-2025年，全球肿瘤药物支出CAGR预计将放缓至9%-12%，主要原因是生物类似物的使用、肿瘤药物竞争加剧以及支付压力。预计到2025年肿瘤药物市场规模将达2690亿美元，其中免疫肿瘤药物将贡献约20%。
2020年全球抗癌药支出上升至1640亿美元，过去5年的年均增长率为14.3%
肿瘤治疗药物包括欧洲医药市场研究协会（EphMRA）分类为L1或L2类细胞毒性药物、放疗药物（V3C）以及归入其他类别但主要用于肿瘤的特定分子。
2020年全球肿瘤药物支出上升至1640亿美元，主要发达国家（美国、EU4+英国和日本）支出占比为74%，低于2016年的76%。
主要发达国家的肿瘤药物支出增速有所放缓，贝伐珠单抗、曲妥珠单抗和利妥昔单抗等生物类似物在主要发达国家的上市是一个重要因素。
新兴医药市场和其他国家/地区的药物可及性提高，拉动药品支出上涨，2020年这些国家的肿瘤药总支出为430亿美元，占全球支出的26%，高于2016年的23%。
美国肿瘤药支出从2016年的450亿美元上升到2020年的720亿美元，占全球支出的43%，低于2016年的45%。
支出排名前十的肿瘤中，5个瘤种药物支出CAGR超过20%
药品支出排名前5位的肿瘤类型是乳腺癌、非小细胞肺癌（NSCLC）、多发性骨髓瘤、前列腺癌和非霍奇金淋巴瘤，占所有肿瘤药销售额的52%。
创新药的持续上市是肿瘤药市场增长的关键驱动因素之一，然而不同肿瘤领域的创新步伐并不一致。
NSCLC、黑色素瘤、肾癌药物支出增长快速，可归因于PD-1/PD-L1抑制剂获批应用于这些适应症。在此之前，靶向药仅限于治疗少数瘤种。
结直肠癌和非霍奇金淋巴瘤药支出增长相对缓慢，主要是因为近年来新活性物质的销售表现一般。
PD-1/PD-L1抑制剂应用广泛，涵盖大多数实体瘤
肿瘤免疫疗法为一系列肿瘤的治疗带来颠覆性变革。到目前为止，检查点抑制剂主要是PD-1/PD-L1抑制剂，对临床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目前市场规模约为240亿美元。
目前PD-1抑制剂最主要针对的是NSCLC，其次是黑色素瘤和肾癌。
其中增长最快的是小细胞肺癌和膀胱癌，ICI已应用于前线治疗。
随着PD-1/PD-L1抑制剂日益在肿瘤治疗中占据重要地位，PD-1/PD-L1与其他分子的联合治疗也正在积极探索中。
预计到2025年，全球肿瘤药支出将超过2600亿美元，因生物类似物节约大量费用，肿瘤药支出CAGR将放缓至9%-12%
预计到2025年，全球肿瘤药支出CAGR将放缓至9%-12%，因为生物类似物抵消了新疗法带来的部分正增长。
在接下来的五年中，肿瘤药支出预计增加1050亿美元，涨幅为64%，平均每年增长9%-12%。
基于目前的管线，从现在到2025年将有超过100种新的肿瘤药物获批上市，其中精准疗法和采用生物标志物的疗法占据主导地位。
一些泛瘤种疗法正在开发中，部分基于生物标志物或突变的疗法即所谓的“广谱”（tissue-agnostic）疗法也获批上市；与此同时，尽管适应症相对单一，但针对特定瘤种或采用生物标志物的疗法也有望持续获批上市。
除了更多采用生物标志物的疗法，发达国家市场将受益于二代测序（NGS）的广泛使用，NGS可以一次检测多个潜在突变，助力精准医疗的开展。在血液样本上使用NGS的液体活检有助于肿瘤早筛早诊，从而提高质量效果。
（信息来源：艾昆玮）
中药材价格连续上涨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长期以来，中药材价格时上时下，特别是近一年来，受中药材价格周期性波动和全球经济大环境影响，国内中药材价格连续上涨，已严重影响中药材原料的稳定供应，影响到中医药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生产供应：中药材生产有所降温，库存充足
我国中药材种植的热度与国家扶贫政策有紧密联系，很多地方政府都将扶持中药材种植作为扶贫方向之一，从2019年开始，随着政策性扶持因素减弱，国内中药材生产开始降温。
天地云图中药产业大数据平台对385种常用中药材进行了统计和测算，截至2020年，国内中药材在地面积4690万亩，产能达到401.29万吨，较2019年下降5.57%，但仍高于需求增长，产大于销的基本情况没有改变。
由于前几年中药材种植热度较高，目前国内中药原料整体库存相对充足。天地云图中药产业大数据平台385种常用药材产供需维度分析显示，整体中药原料库存量为294.68万吨，约占全年供给量的117.25%，完全可以支持中药材需求增长且有盈余。
那么，为何中药材价格仍然持续上涨？疫情影响下的粮价及物价上涨，以及进口受限或成为中药材市场波动的幕后推手。
■市场态势：中药材价格连续上涨，4大品类涨幅明显
基于整体产大于需的基本面，2020年国内中药材综合200指数表现为小幅震荡上行。2020年底报收2451.86点，同比上涨8.36%，上涨幅度相对温和。
进入2021年上半年后，国内中药材行情上行趋势明显，截至2021年9月6日，综合200指数上行到2566.53点，同比上涨12.13%，涨幅呈加速态势。
领涨品种中，有4大类品种涨幅明显：一是疫情类品种大涨大跌，受疫情影响，板蓝根、苍术、贯众、广藿香等抗疫类药材短期内价格翻倍。但随着疫情逐步平稳，目前只有广藿香、连翘、茯苓等刚需品种行情仍保持在相对高位。二是进口类品种连续领涨，豆蔻、相思子、大风子、鸡血藤等品种大货难寻，年度涨幅均超过100%。三是动物类药材连续上涨，水蛭、蛤蚧、壁虎、海螵蛸等品类涨势明显，38种常用动物类药材价格上行13.62%，为近20年最高水平。四是部分野生药材明显上涨，柏子仁、酸枣仁、蝉蜕等品种涨幅明显。
■原因分析：周期性涨跌叠加多重外部因素
中药材属于特殊的农副产品，其生产和行情周期性规律十分明显，本轮上涨周期起始于2019年下半年，2020年受疫情影响，中药材原料需求被严重抑制，为2021年报复性反弹埋下“伏笔”。2021年本身就是中药材行情上涨周期的第二年，上行压力非常大；加上2020年的压力释放，行情连续上涨。
目前国内中药材综合200指数的拐点已现，即将进入下一轮暴涨暴跌周期，市场运行风险加大。
其次，2020年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97.9点，创3年新高，粮价上涨在2021年上半年传导到药材生产领域，带动药材价格上涨；再加上政策调控使“非粮化”倾向得到遏制；生产资料价格普涨，劳动力成本上升，也极大提高生产成本。
再次，进入2021年，随着新药典严格执行，中药材“优质优价”趋势更为明显，大量劣质、习用品甚至伪品中药材原料，无法继续替代正品使用，部分合格药材原料的供给，短期内供不应求。
另外，从2020年开始，全球性通货膨胀加剧，游资和热钱急需寻找安全的投资地和投资渠道，大宗农副产品特别是刚性需求明显的中药材原料，率先成为标的；同时，随着产销对接加快，传统药材市场的经营者缺乏生存空间，唯有通过囤货待涨来赢利。
在这种背景下，当前国内中药材市场出现了极为反常的现象：一方面，中药材整体供过于求，库存充足，大小仓库存满货物；另一方面，中药材价格连续上涨，生产企业、中医诊所等需求端已不堪重负，并已明显影响到民众和海外对中药消费的热情。天地云图中药产业大数据平台通过多渠道监控，发现2021年上半年，国内中药饮片、电商渠道和出口渠道对中药材原料的消费分别下降1.03%、2.36%和3.14%，中药材消费“有价无市”现象明显。
面对中药材市场如此异常的态势，笔者以为，一是国家尽快出手稳定粮价，这是解决中药材生产和价格大上大下的根本途径；二是依托中药协会相关机构和各家平台，尽快建立中药产业大数据监测平台，监控生产面积、生产成本、流通渠道、需求量变化和未来趋势等，科学指导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三是加速推进中药材全程溯源工作，可委托行业组织和专业机构，开展道地药材评定、生物效价评定，以及中成药原料来源评价等措施，有助形成“优质优价”大环境，确保追溯体系有标准、有政策、有市场回报，也保证核心中药原料的闭环流通，减少游资介入炒作的可能。
（信息来源：天地云图中药产业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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