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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产业的跨境资源自由流动对促进生物医药产业的国际化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我国也在部分地区开展了一系列试点，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保障创新资源的跨境流动，本文重点从创新要素、医疗资源和产品进口三个方面进行探析。
一、创新要素跨境流动的便利化政策突破
生物医药领域创新要素的跨境流动主要表现在外籍人才就业创业、海外资本投资、研发材料进口和国际研发合作四个层面。
1.外籍人才就业创业方面
生物医药领域的海外高端人才对促进创新创业，引入国外的先进技术具有很重要的支撑作用。但目前，外籍自然人的签证获取、执业限制上还存在不少障碍，很多地方在外籍人才的跨境自由流动便利度方面也进行了有益探索。
如海南开展国际人才管理改革试点，允许外籍和港澳台地区技术技能人员按规定在海南就业、永久居留，允许在中国高校获得硕士及以上学位的优秀外国留学生在海南就业创业。人才跨境流动的政策创新重点总体上可从三个方面突破：
（1）争取国家支持，探索生物医药领域的创业类签证和居留许可。（2）支持持有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创办科技型企业，给予与中国籍公民同等待遇。（3）允许外国专家人才超过退休年龄后，申请工作许可延期。
2.海外资本投资方面
为吸引海外具有生物医药早期项目运作经验的资本，支持创新创业型生物技术公司发展，可争取生物医药金融资本开放试点政策，允许有跨境投融资及贸易结算需求的企业开设自由贸易账户。
同时，应解决目前自由贸易账户对资本和金融项目交易的限制较为严格所带来的问题，适当放宽对企业、非银机构通过自由贸易账户的境外借款、境外发债的管制，对通过自由贸易账户向境外贷款采取与国际市场贷款一致的管理需求，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生物医药科创项目在中期（发展和成熟期）和后期（投资退出及后续投资期）投资风险降低，此时跨境金融服务需求更多地转向日常经营性需求和扩大规模需求，需要技术贸易进出口及融资、结算汇兑、收并购、财务集中管理以及跨国经营（后续投资）等相关的金融服务的跟进。
3.研发材料进口层面
生物医药研发进口用品种类繁多，一个实验室每年所需研发材料有四五千种之多，其中85%需要进口。尤其是A类、B类风险的特殊物品及一级、二级风险的动植物源性生物材料需要较为复杂的风险评估业务，且国内很多地区在高风险研发材料进口方面仍然管制较为严格，缺少快速通关服务平台。
目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已建成相关平台，在推动胎牛血清进口、SPF鼠隔离期缩短、临床样本22小时急速通关等方面开展政策创新，解决了研发材料的进口难、进口慢等问题，对保障我国生物医药研发与国际同步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虽然我国很多高校院所可享受进口生物试剂的免税政策，但由于办理减免税的流程和手续极为繁杂，耗时较长，很多院所会放弃申请免税政策，未来需要创新账册管理的免税服务流程，简化免税流程和相关手续，推动保税研发政策的落地。
4.研发合作层面
目前，国内生物医药研发主体合作研发时必须进行手续繁杂的前置审批，阻碍生物医药创新的国际交流。可争取国家政策支持，选择企业进行试点，变前置审批为事后监管，将以新药研发为目的的科研活动归入应用开发，备案即可启动。
二、医疗资源跨境合作的政策突破
1.医生执业方面
鉴于目前高标准贸易规则对自然人流动要求较高，可申请国家授权，优化外国医师行医注册审批程序，简化审批材料。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正探索符合条件的港澳和外籍医务人员直接在横琴执业研究，将外国人签证居留证件签发权限下放至横琴。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在境外医师执业方面已获得国家的先行政策支持，即享受境外医师在先行区内执业时间试行放宽至三年。海南省人民政府可结合先行区自身实际，制定实施境外医技、医护人员来先行区执业的相关办法，并报卫生部备案。鼓励先行区在中医预防保健机构和人员准入、服务规范，以及服务项目准入、收费等方面先行试点。
2.开放医疗服务业
可参照类似海南国际医疗先行区政策，申请将引进国外医疗器械的审批权限下放，并突破《药品管理法》规定，在本区域内实现“中外药品同步使用”。
争取放宽医疗机构准入，取消合资、合作的限制，并简化外资及合资办医审批程序，缩短审批期限，使审批条件和程序更加透明和更可预期。
如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已获得国家医疗服务开放方面的政策支持，即允许境外资本在先行区内举办医疗机构，逐步取消合资或合作医疗机构的境外资本股权比例限制，逐步放开境外资本在先行区设立独资医疗机构。
3.远程医疗跨境交付便利化
近年来，跨境远程医疗表现出良好的增长态势，全球年均增长率在17%左右，尤其是2018年国家连续出台互联网诊疗、互联网医院、远程医疗服务领域的首批实施细则，我国跨境远程医疗将迎来较大的发展机遇。
但由于我国对跨境数据流动采取严格的限制措施，跨境远程医疗发展面临较大的压制。因而对有较大需求的地方可申请跨境远程医疗试点，一是建设至国际通信出入口的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以远程医疗为突破口，改善网站接入速度、稳定性和便利性；二是先行先试制定相关国际交易规则。
4.基因检测血样方面
北京市自2017年起，创新基因检测血样的进口监管模式，先行先试，在保障国门生物安全的前提下，简化通关手续，提升国内基因检测企业进口血液样品的通关速度。
2019年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也明确指出推动血液等生物样品跨境在大湾区内限定的高校、科研机构和实验室使用进行优化管理，促进临床医学研究发展。
5.医疗数据方面
跨境共享可改善医学研究，粤港澳大湾区正积极推进医疗数据跨境在大湾区限定的单位使用。
三、生物医药产品进口方面的政策突破
1.前沿科技新产品进口方面
2019年3月，上海市发布《本市贯彻<关于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创新若干措施>实施方案》，拓展张江跨境科创监管服务中心功能，建立干细胞产品快速审查通道，对国外上市的干细胞产品经快速审查批准后可先行开展临床研究。
2.新药进口方面
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获政策突破，对国外依法批准上市、未获得我国注册批准的药品进口注册申请，可按照新药注册特殊审批管理规定的要求，申请实行特殊审批；对先行区内医疗机构因临床急需进口少量药品（不含疫苗）的申请，由海南省人民政府实施审批，权限由国务院下放到省级层面。
上海已形成在指定医疗机构，定点先行使用国外已上市抗肿瘤新药的试点工作方案，目前正上报国务院审批。特定区域医疗机构使用特许进口药品所产生的临床数据，可以成为进口药在中国全国注册上市的重要依据。
四、小结
生物医药产业的跨境资源自由流动对促进生物医药产业的国际化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我国在部分地方开展了一系列试点，跨境政策突破主要在创新要素、医疗资源、产品进口三方面，包括：
（1）促进外籍人才就业创业、吸引海外资本投资、鼓励研发材料进口和研发合作；（2）优化外国医师行医注册审批程序、开放医疗服务业、优化远程医疗跨境交付流程、创新基因检测血样进口监管模式和促进医疗数据跨境共享；（3）优化科技新产品进口审查流程和促进新药进口等。
我国在生物医药领域跨境政策上的突破，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创新资源的跨境流动，有助于加速生物医药产业的国际化。
（信息来源：火石创造）Top
为进一步落实《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厅字〔2017〕42号）要求，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根据国内企业对生物类似药研发工作的实际需求，决定对与在我国获批进口注册或临床试验的原研药品产地不一致的同一企业的原研药品作为生物类似药临床研究用参照药予以一次性进口。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请人应尽可能选择已在我国获批进口注册或临床试验的原研药作为生物类似药临床试验用参照药。
二、为保护受试者安全，对申请人拟选择与在我国获批进口注册或临床试验产地不一致的同一企业的原研药品作为参照药的，在临床试验开始前，应提供不同产地原研药之间可比的证据或按照我国药品监管部门关于生物类似药研究与评价的相关技术指导原则要求，开展不同产地原研药品的比对研究并证明二者可比后，以补充申请方式提交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待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审评认可后，申请人方可将未获批产地的原研药用于临床试验。
三、申请人在研发的各个阶段开展相似性比较研究所选择的参照药应为同一产地产品。
（信息来源：国家药监局）Top
5月29日，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CDE）发布通知，正式将Biopten Granules 等26个无异议的品种作为第二批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品种名单正式对外发布。
本次公布的名单比三月份公布的名单相比少了5个，其中退出的包括诺和诺德地特胰岛素注射液和第一三共株式社会的Inavir、日本盐野义制药和罗氏联合申报的Xofluza、赛诺菲的Praluent Alirocumab、Santen OY公司Verkazia等。新增的品种有新增诺和诺德NORDITROPIN（somatropin）injection，该产品主要用于治疗罕见病。目前该药已经在国内获批进口，商品名为“诺泽”。
CDE称，所有列入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名单的品种，均可按照《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审评审批工作程序》提交相关资料，直接提出上市申请，为此，CDE还建立了专门通道加快审评。另外，尚未申报的品种，亦可随时提出与CDE进行沟通交流，尽快提出上市申请。
（信息来源：新浪医药）Top
多地医药协会联名上书医保局，建议审慎推行4+7。
■疗效存在副作用？
近日，业内流传一份有关于14省医药协会联合上书国家医保局的文件，其名为《关于审慎推进新一轮药品集采试点工作的建议报告》。
文件内容显示，2019年5月8日，杭州召开了华东地区医药行业协会十三届会长秘书长（扩大）联席会议。在会上，参会代表讨论了4+7政策带来的诸多积极影响，比如减轻医保基金和患者负担等。
同时，参会代表指出，多地企业反映，在第一轮集采的指导原则和规则的设定上，对竞标品种采取了“最低价中标”、“独家中标”，以及名为“议价”实际却为“唯低价是取”的竞标模式，这引发了企业之间的非理性甚至恶性竞争，导致中标产品的价格超乎预期和不正常的降幅。
这致使企业研发创新的积极性降低——在4+7中标结果公布后一周内，医药类上市企业市值缩水5000亿。
■建议抛弃“唯低价是取”
可以看到，此份文件里给出了相应建议——国家医保局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审慎推进4+7，应该密切关注存在的问题，进行多维度的风险评估，听取行业协会或企业届的意见，再分级、分批、分类有序的推进。
同时希望，坚持质量优先、价格合理、性价比合适的原则，中标价应当合理而非最低，中标企业应该是几家而不是独家，不能严重偏离国际价格水平的最低报价。
■最低价中标，影响医械耗材
据赛柏蓝器械观察，行业协会类似这样的发声，已经不是第一次，此前，针对医疗器械领域就有过这样一份材料。
在去年举办的第十届医药界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会上，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提供的会议材料中，就有一篇《关于取消“最低价中标”的建议》。
材料中，行业协会认为，最低价中标成为主旋律后会带来许多负面效应。
在临床上，漏诊、误诊这种情况会增加。比如，用巴氏涂片检查宫颈癌，虽然价格低，但缺点是用这种方法制备的标本，细胞堆积在一起，不便于观察，诊断的准确率低。
此外，品牌的更迭和淘汰，会有可能导致医生治疗方案比以前更少，从而致使患者的治疗周期延长。需要警惕的是，当最低价成为主要争夺点，容易迫使企业通过降低产品品质，来达到降低价格的目的，这会带来更多的医疗风险。
■一味低价，拖慢发展速度
医疗器械行业协会认为，中国医疗器械产业目前仍需要注重高研发投入与创新，提升质量，赶超国际水平。
对企业来讲，由于得到最新的技术成果往往需要很高的研发费用，这必将会使定价偏高，但如果参与竞标时无法中标，导致无法进入市场销售，最终会挫伤企业的积极性，无疑对行业的成长十分不利。
因此，协会认为在医疗器械产品招标时，应遵循市场规律，充分考虑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配送、服务、成本及产品质量等多种因素，因地制宜。可以在市场调研的基础上制定地区行业指导价，而不是在“最低价中标”基础上进行排名招标。
■专家审议+接受质疑
材料中还提出，医疗耗材招标目录的制定，应邀请各界学科的医学权威专家对产品进行审核，然后进行网上公示，接受生产厂家和代理商的质疑，最终形成统一的医用耗材招标的产品目录。
只有这样，每种产品都有清晰的分类，既有利于企业准确投标，又有利于行业的发展和新技术的应用。同时能更好的平衡产品价格，最大限度地降低医用耗材的价格虚高现状。
■已有城市，开始不再提最低价
在三明市2018年11月12日发布的《关于价格评审细则的通知》里，便没有再强调最低价中标，只明确，报价不得高于全国最低价以及医疗机构在用价。
而这或许与财政部近一年来酝酿的取消最低价中标、不唯最低价是举的政策有关。
去年11月，中国政府采购网发布最新通告《财政部酝酿遏制低价恶性竞争新举措》，财政部称，将调整低价优先的交易规则，研究取消最低价中标的规定，取消综合评分法中价格权重规定，着力推进优质优价采购。
作为医改率先试水的城市，如果三明市的这一效应能辐射到其他城市，广泛推广，那许多耗材企业将迎来重大利好。
（信息来源：赛柏蓝）Top
抗肿瘤领域是全球医药交易最活跃的领域之一，2018年抗肿瘤领域的交易价值再次大幅增加，达成的交易总额比上年提高50%以上。
■抗肿瘤领域交易特点
2018年，大多数大型制药公司在抗肿瘤领域都很活跃，全球排名前30的制药公司中，有21家在抗肿瘤领域至少进行了1笔交易，这些公司的交易额约占2018年整个抗肿瘤领域交易额的25%。
百时美施贵宝（BMS）和默克在2017年抗肿瘤领域交易榜单中名列前茅。但在2018年，BMS在抗肿瘤治疗领域只进行了1笔交易：与Nektar就经过修饰的IL-2候选药物NKT214达成36亿美元合作协议。从交易数量上来看，默克继续保持抗肿瘤领域的冠军地位。Gilead共进行5笔抗肿瘤领域的交易，其中3笔价值超过10亿美元，这从侧面反映了Gilead从抗病毒业务向抗肿瘤领域拓展的战略布局。
2018年全球抗肿瘤领域交易呈现三大特点：交易总额大幅上升，交易数量相对稳定；交易大多具有长期的条件性里程碑付款；实际首付款金额变化不大。
过去5年，围绕抗肿瘤免疫的许可交易占主导地位，2018年在抗肿瘤免疫领域的交易总额超过10亿美元。在这些交易中，只有两笔交易以已上市项目为标的（默克与卫材、BMS和Nektar，均围绕PD-1药物新的联合用药开展），其他高价值的交易项目大多处于药物发现及临床前等早期研究阶段。
此外，围绕抗肿瘤领域的合作交易还呈现两大趋势：一是将创新抗肿瘤药引入东亚市场，尤其是引入中国的交易越来越多；二是围绕新技术平台开展的交易越来越多。
■中国买家亮眼
过去几年，中国生物医药研发环境和创新药市场发生了重大变化。之前，中国医药市场的一个关键特征是，缺乏最新一代抗肿瘤药物，尤其是以PD-1药物为代表的生物药。基于此，从抗肿瘤领域的交易角度看，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公司积极从外资企业获取创新药的开发权和销售权，尽管这些交易的数量和金额相对较小，但中国医药行业的快速发展将极大推进此类交易的增长。
在这些交易中，知名度较高的案例有：2018年11月，百济神州与加拿大Zymeworks公司合作，百济神州获得 Zymeworks 处于临床阶段的双特异性抗体候选药物ZW25，以及处于临床前阶段的抗体药物偶联物（ADC）ZW49在亚洲（日本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开发和商业化独家授权。Zymeworks将获得4000万美元的预付款和3.9亿美元的开发和商业化里程金。2018年6月，总部位于苏州的基石药业与美国Blueprint Medicines宣布达成独家合作及授权许可协议，推进激酶抑制剂avapritinib、BLU-554及BLU-667在大中华地区的开发与商业化。Blueprint Medicines将收到4000万美元的预付款和3.46亿美元的里程金。
中国公司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公司的合作一方面加速了海外创新药物进入中国，另一方面也加速了中国原创新药的开发速度。比如，2018年底，信达生物与礼来公司合作开发的PD-1药物信迪利单抗注射液获国家药品监管局批准用于霍奇金淋巴瘤的治疗，成为中国市场上第二个国产PD-1药物。
除中国以外，东亚其他国家的制药公司也有不俗表现。2018年11月，韩国LG化学公司与美国公司Cue Biopharma签署了一项协议，获得后者的核心产品CUE-101以及“T细胞靶向肿瘤免疫疗法”在亚洲的开发及商业化权力。根据协议，Cue Biopharma将获得4亿美元的研发里程金，除此之外，这笔交易还包括一笔未披露的预付款和500万美元的股权投资。
与此同时，作为中国科技公司顶级投资者的高瓴资本，在2018年9月完成了一笔价值106亿美元的投资，投资标的涉及医疗保健、消费、技术和服务行业，该投资金额刷新了亚太地区私募股权融资的记录。
■新技术平台交易旺盛
综观2018年全球抗肿瘤领域的交易趋势，除中国增长格外抢眼外，围绕新技术平台开展的交易也越来越多，尤其是T细胞疗法、双特异性或多价抗体。上表显示，尽管大型制药公司通常是新技术的买家，但小型创新性公司也是不容忽视的力量，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Allogene的交易。2017年Gilead收购凯特制药后，凯特制药的前高管Arie Belldegrun和David Chang创建了Allogene，该公司主要专注于打造“同种异体”的新一代CAR-T疗法。2018年4月，Allogene通过A轮融资获得了3亿美元的巨额资金（辉瑞持有该公司25%的股权）。同月，Allogene与Cellectis等多家知名生物医药公司达成合作，目标就是联合多方力量共同打造“通用型”CAR-T疗法。
从技术驱动的维度来看，近几年许可交易所涉及的技术表明：临床价值、注册监管以及商业上的成功高度协同。数据显示，2018年交易的主要驱动因素有细胞疗法、寡核苷酸、作为免疫刺激剂的其他抗原等。相反，尽管围绕抗体的交易数量占所有交易的三分之一，但其对交易额的贡献明显下降。
新的替代技术也是2018年全球抗肿瘤领域大型并购交易的关键驱动因素。其中，针对溶瘤病毒平台的3项收购，从侧面体现了制药公司探索新的治疗方式，以期达到精确治疗的迫切需求。
2018年金额最高的几项交易主要集中在CAR-T细胞治疗领域：Juno作为该领域的领头羊，前几年进行了一系列并购，巩固了其在CAR-T细胞治疗领域的技术优势。但在2018年初，Celgene以90亿美元将其纳入麾下。从交易额来看，该交易仅次于2017年Gilead 收购Kite的119亿美元。
在传统抗肿瘤领域，葛兰素史克以略高于5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Tesaro，成了传统抗肿瘤领域唯一一宗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并购案。Tesaro的产品组合包括最近批准的PARP抑制剂Zejula，以及一些包括PD-1药物在内的处于早期临床阶段的肿瘤免疫类药物。
2018年，礼来公司斥资16亿美元收购了ARMO BioScience，将后者处于胰腺癌三期临床试验的聚乙二醇白介素-10候选物纳入麾下。2019年年初，该公司又发动了金额更大的一笔收购，以8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Loxo肿瘤公司（该公司专注于开发基于特定遗传缺陷的肿瘤治疗药物）。
2018年11月，基于一项“tumor-agnostic”的开发计划，Loxo的Vitrakvi成功获批用于治疗携带NTRK基因融合的成人和儿童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实体瘤，成为美国FDA批准的第一个不分癌种、只看突变的广谱抗癌靶向药。而在此之前的2017年11月，拜耳就与该公司达成一项许可协议，仅首付款就高达4亿美元。
2019年年初，BMS宣布收购Celgene，这笔高达740亿美元的交易将极大地扩展BMS已上市药物的治疗领域，尤其是血液肿瘤和炎症领域。除此之外，该并购将为BMS提供一大批处于晚期临床试验的管线药物：如用于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的luspatercept、用于炎症性疾病的ozanimod、用于多发性骨髓瘤的bb2121等。
此类规模的并购提高了行业对2019年的并购预期。
（信息来源：中国医药报）Top
从外媒获悉，美国当地时间5月24日，CCI宣布批准生物制药公司辉瑞与医疗保健公司葛兰素史克（以下简称GSK）成立的合资公司。GSK首席执行官Emma Walmsley将担任新合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直至离任。
GSK曾在2018年12月表示，它已与辉瑞达成协议，拟将两家的健康业务合并，建立一家新的合资企业，据权威部门估计，新合资企业总销售额约为127亿美元。在合资企业中，GSK将拥有68%的控股股权，辉瑞将拥有32%的股权。这笔交易预计将于2019年下半年完成，但须经GSK股东以及一些反垄断机构的批准。
GSK将利用公司新近筹集的资金，创建这家新的医疗业务公司，为GSK创造更多股东价值。拟议还支持GSK在未来几年大力发展制药业务，增加现金流。同时，GSK拟将消费者医疗保健业务从公司分离，为公司下一步对医疗渠道领域的投资提供广阔发展空间。
新成立的合资企业合并了两家企业的王牌产品，包括GSK的Sensodyne、Voltren和Panadol以及辉瑞的Advil、Centrouum和Caltrate。管理层希望将新合资公司建立成止痛剂、呼吸道补充剂、维生素和矿物质补充剂、消化保健、OTC皮肤健康和治疗性口腔健康等领域的领军企业，并着力发展疫苗类制药业务，扩大市场占有率。
此外，该合资企业拟将公司业务扩展到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欧洲、中国、印度和澳大利亚西部等。
（信息来源：动脉网）Top
5月26日，华东医药发布《关于签订股份转让意向书的提示性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公告显示，佐力药业拟以协议转让方式将其合计持有的1.13亿股股份（占总股本的18.6%）转让给华东医药，华东医药将成为佐力药业的控股股东。每股转让价格将参照公司当前股价水平并给予一定的溢价，股份转让款总计将不高于人民币10.6亿元，具体金额双方将根据对公司的尽调情况在正式股份转让协议中予以确认。
然而，因为这桩收购案并不受投资者看好，华东医药遭遇了股价滑铁卢，今日A股开盘，其早盘大跌7.45%，盘中一度触及跌停，振幅高达10.44%，市值一度蒸发40亿。
不少中小投资者对此做法表示质疑：佐力药业总值才37亿元，37*0.8也就6.6亿元左右，为什么要高溢价用10亿来收购？
据了解，佐力药业是一家从事中药产品研发与生产的企业，主要业务为药用真菌系列产品、中药饮片及中药配方颗粒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旗下一款名为“乌灵胶囊”的核心中药产品，每年为公司贡献近一半的营收，毛利率高达82.93%。
佐力药业2018年年报显示，公司围绕乌灵菌粉延伸开发系列产品战略，构建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线，包括乌灵胶囊、灵泽片、灵莲花颗粒等乌灵系列产品。乌灵胶囊是国家中药一类新药、中药保护品种，是国内首个提出治疗心理障碍和改善情绪的中药产品。
此外，乌灵胶囊、百令片、灵泽片于2018年进入国家基药目录；2018年度中国非处方药产品综合统计排名(中成药)中，乌灵胶囊在头痛失眠类排名中位列第2位，百令片在补益类排名中位列第11位。
华东医药此次在公告中表示，此次收购案是为丰富补充公司中药慢病方向产品数量及适应症覆盖，发挥公司基层市场网络优势，进一步做大做强中药慢病特色用药，发挥佐力药业“乌灵”系列产品的优势，争取将“乌灵胶囊”做成全国知名的药品。
可见，华东医药，就是奔着乌灵胶囊而去。
（信息来源：赛柏蓝）Top
泰卫医药信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与优锐医药科技于2019年5月26日联合宣布在中国推出存达®（注射用盐酸苯达莫司汀）产品。
存达®适用于在利妥昔单抗或含利妥昔单抗方案治疗过程中或者治疗后病情进展的惰性B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NHL）。Teva在中国成功实施临床试验并于2016年5月在中国存达®3期研究中获得阳性结果，存达®于2018年12月17日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的上市批准。
（信息来源：美通社）Top
近日，艾尔建（Allergan）和Gedeon Richter共同宣布，FDA批准其联合开发的Vraylar（Cariprazine，卡利普拉嗪）扩展适应症，治疗与成人I型双相情感障碍（biopolar disorder）相关的抑郁发作。这一批准标志着Vraylar成为首个可以治疗I型双相障碍所有症状的药物，使其具备成为重磅药物的潜力。
可能表现出非常极端的躁狂和抑郁情绪的双相情感障碍是一种能够导致情绪、活力以及完成日常工作能力出现严重波动的疾病。I型双相情感障碍是双相情感障碍的四种主要类型之一，其躁狂发作期会持续至少7天，抑郁发作期通常会持续至少2周。通常患者需要接受心理治疗和其它药物组合来控制他们的病情，很少有一种药物能够同时控制患者的躁狂和抑郁症状。
作为一款口服、每日一次的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Vraylar此前已获批用于治疗成人精神分裂症，以及急性治疗躁狂或与成人I型双相情感障碍相关的躁狂或混合发作。Vraylar可能是通过部分激活中枢神经系统的多巴胺D和血清素5-HT1A受体，以及抑制血清素5-HT2A受体发挥药效。目前，Vraylar正在进行治疗重度抑郁症的3期临床试验。
本次扩大适应症的批准是基于三项临床试验RGH-MD-53，RGH-MD-54和RGH-MD-56的结果。3项试验结果显示，在接受治疗6周后，与安慰剂相比，Vraylar更显著地改善患者的抑郁症状评分（使用蒙哥马利-阿斯伯格抑郁评定量表-MADRS）。
（信息来源：药明康德）Top
5月24日，诺华两款重磅产品获得了FDA的批准。一款为Zolgensma，该药物为创新的基因疗法，用于治疗两岁以下儿童脊髓性肌萎缩症；另一款为Piqray，PI3K抑制剂，通过与氟维司群联用，用于治疗用于PIK3CA基因突变的HR+/HER2-晚期或转移性乳腺癌患者。
■Zolgensma
在介绍该款药物之前，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下基因疗法。基因治疗是指将外源基因导入靶细胞，以纠正或补偿缺陷和异常基因引起的疾病，达到治疗目的。与一般的药物治疗不同，基因治疗药物关注的是引起疾病的异常基因，而不仅仅是疾病本身。
脊髓性肌萎缩症（SMA）是一类由脊髓前角运动神经元变性导致肌无力、肌萎缩的疾病。患者脊髓内的运动神经细胞受到侵害后，会逐渐丧失各种运动功能，甚至呼吸和吞咽，一种基因异常导致的疾病。它是导致婴幼儿死亡的头号遗传性疾病。新生儿中的发病率约为1/6000-1/10000。主要分为Ⅰ、Ⅱ、Ⅲ型，其中Ⅰ型最为严重，患儿多在2岁内死亡。该病已被中国《第一批罕见病目录》收录，对于该病的治疗，目前仅有百健公司的基因疗法药物Spinraza，该药于2019年2月获得NMPA批准上市。Spinraza是一种反义寡核苷酸，通过鞘内注射给药，将药物直接递送至脊髓周围的脑脊液中，患者需要每月注射一次，使用不便，诺华Zolgensma改善了这方面的缺点。
2018年4月，诺华耗资87亿美元收购了罕见病治疗公司AveXis，扩充了其在基因治疗和神经科学领域的产品线。今年5月24日获批的SMA基因疗法新药Zolgensma正是出自AveXis之手。该药曾获得FDA授予的突破性疗法认定，孤儿药资格和快速通道资格，被寄予厚望。其通过病毒载体将健康的人类运动神经元存活基因（SMN）导入患者体内，让患者可以生成正常的SMN蛋白，从而改善运动神经元功能和生存。临床数据显示，其能够改善患者症状。与Spinraza相比，诺华的Zolgensma仅需一次静脉注射给药即可，具有较大的给药优势。然而，该药物令患者欢欣鼓舞的同时，其212万美元的治疗费用也令业界震惊。
至此，SMA治疗领域已有两款基因治疗药物上市。罗氏在研治疗SMA的小分子药物Risdiplam，有望成为该领域的首个口服药物，未来该病患者可能会有更多的选择。
■Piqray
磷脂酰肌醇-3-羟激酶（PI3K）信号通路如下，当PI3K被激活后，产生第二信使PIP3，与AKT和PDK1结合，从而使AKT活化，活化的AKT通过磷酸化多种酶、激酶和转录因子等下游因子，进而调节细胞的功能。
Piqray是一款口服小分子α特异性PI3K抑制剂，通过抑制PI3K信号通路，从而实现抑制肿瘤细胞增殖的作用。另外，该药物还是通过FDA实时肿瘤审评（RTOR）制度获得批准的。RTOR是FDA去年在ASCO会议上宣布的一项新的肿瘤药审批政策，与优先审评不同的是，RTOR项目需要企业申请，评估自身通过的可能性，然后随着项目的进行，实时向FDA提供研究数据，从完成资料递交到批准可能仅需要几周的时间，大大缩短了审批时间。
（信息来源：CPhI制药在线）Top
近日，Amprion公司宣布，该公司通过检测脑脊液和血浆中的α-突触核蛋白水平来早期诊断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 PD）的检测技术获得美国FDA授予的突破性医疗器械认定。FDA的突破性医疗器械认定旨在加快治疗或诊断危及生命或不可逆失能性疾病的医疗器械的开发和审评过程。
全球有大约1000万名帕金森病患者，它是仅次于阿尔茨海默病的第二大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由于大脑中生产多巴胺的神经元逐渐死亡，出现运动障碍、痴呆或精神病等症状。目前对这一疾病的主要疗法是使用左旋多巴来缓解患者症状。
阻碍药物研发和患者治疗的一个原因是，目前缺少早期诊断帕金森病的敏感且具有特异性的客观检测方法。大多数患者的诊断是基于临床症状，而这意味着患者的疾病已经处于晚期。
Amprion公司的诊断检测使用该公司独有的蛋白错误折叠循环扩增（protein misfolding cyclic amplification,PMCA）技术，检测脑脊液和血浆中的α-突触核蛋白水平。α-突触核蛋白的错误折叠和在大脑中的聚集被认为是导致帕金森病的重要原因之一。针对α-突触核蛋白的PMCA检测能够让研究人员跟踪这一蛋白的水平，帮助医药公司开发靶向错误折叠蛋白的疗法，从而延缓或者中止疾病进展。
Amprion公司首席执行官Russ Lebovitz博士说：“我们很荣幸获得突破性医疗器械认定，并且期待与FDA合作，加快我们的α-突触核蛋白PMCA检测的开发。早期诊断帕金森病代表着解开这一疾病密码的一个重要科学进步。”
Amprion公司计划在18个月以内推出FDA批准的帕金森病早期诊断测试。
（信息来源：药明康德）Top
辉瑞于5月27日宣布，其新型抗生素Zavicefta（ceftazidime-avibactam，CAZ-AVI，头孢他啶-阿维巴坦，2g/0.5g，粉剂，中文商品名思福妥），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用于治疗复杂性腹腔内感染、医院获得性肺炎和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将积极助力医生解决耐药革兰阴性菌感染引起的临床治疗需求未满足问题。
（信息来源：CPhI制药在线）Top
5月28日，信达生物提交的IBI315获得CDE受理，经查询为首个国内PD-1/HER2双特异性抗体提交临床。该项目与韩美药业合作，应该是继与礼来合作双特异性抗体后的又一项国际合作，彰显信达的国际化战略。
（信息来源：新浪医药）Top
5月29日早间，在港股上市的生物医药公司四环医药发布公告称，该公司自主研发1类创新药第三代EGFR 抑制剂XZP-5809已获得国家药监局颁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件。
据了解，该新药为四环生物自主研发的1类创新药。公告称，该新药候选物的临床适应症拟定为治疗肺癌；四环生物在公告中称，该新药获得临床批件，进一步丰富了该公司在创新药方面的产品线布局。
另外，四环医药此次获批的XZP-5809是一种新型第三代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候选物的临床适应症拟定为治疗具有EGFR敏感突变(19位外显子缺失和L858R突变)和获得性耐药突变(T 790M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肺癌等实体瘤。
（信息来源：新浪医药）Top
20世纪，人类开始有了疫苗的大规模接种，通过接种疫苗消灭了天花，几乎消灭了脊髓灰质炎，有效控制了百日咳、白喉、狂犬病和破伤风等多种疾病，大大降低了死亡率，促进了人口增长。
一、全球疫苗产业发展现状
1.大型企业垄断市场，创新型企业潜力巨大。
2018年全球疫苗销售额约280亿美元，前四位分别为葛兰素史克、默沙东、赛诺菲和辉瑞，合计销售额262.81亿美元，占超过90%的市场份额，全球疫苗市场呈现寡头垄断格局。
预计2024年，全球疫苗销售额将达到446.27亿美元，虽然四家巨头仍占据大部分市场份额，但一批新型疫苗研发制造企业将有亮眼表现。如Emergent BioSolutions的新型炭疽杆菌疫苗、InovioPharmaceuticals的HPV治疗性疫苗VGX-3100和HIV疫苗Pennvax-GP，一旦上市将有非常大的市场空间。
2.重磅产品为企业带来巨大收入
从产品来看，2018年销售额最高的四个产品分别是13价肺炎疫苗、HPV疫苗、DTaP-IPV-Hib疫苗、流感疫苗。其中辉瑞的13价肺炎疫苗以58.02亿美元高居榜首，这几乎占据了辉瑞疫苗业务所有收入，而默沙东的HPV疫苗也贡献了其超过50%的疫苗业务收入。其他销售额较高的品种还有脑膜炎疫苗、肝炎疫苗、带状疱疹疫苗和麻腮风水痘疫苗。
二、我国疫苗产业发展现状
2017年，我国申请疫苗批签发的境内企业39家，境外企业6家，其中中生集团旗下的六家子公司（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主要以生产经营一类疫苗；以智飞生物、华兰生物、民海生物为代表的民营企业主要生产经营二类苗；赛诺菲、默沙东、辉瑞、GSK国际巨头纷纷在中国布局重磅产品。
从疫苗品种来看，2017年申请批签发的疫苗有50个品种，合计约7.12亿人份，其中国产疫苗6.94亿人份，进口疫苗0.18亿人份，国产疫苗占97.5%。
从分类来看，中检院《2017年生物制品批签发年报》数据显示，批签发上市的一类疫苗有20个品种，约5.61亿人份占上市疫苗的78.79%，二类疫苗34个品种，约1.51亿人份（部分疫苗一、二类均有）。
三、我国疫苗行业发展趋势
1.国际化业务在不断拓展
2010年和2014年通过WHO国家监管体系评估（WHONRA），我国疫苗生产企业具备了申请WHO疫苗预认证的资质。
2013年
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的乙型脑炎减毒活疫苗第一个通过WHO预认证
2015年
华兰生物的流感疫苗通过WHO预认证
2017年
北京北生研的bOPV疫苗和北京科兴的甲肝疫苗相继通过WHO预认证
2017年，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的乙型脑炎减毒活疫苗总计批签发6666.9万人份，其中出口4475.11万人份，出口占比67.12%。通过WHO预认证，我国疫苗生产企业正在不断迈向国际化，并将为发展中国家儿童免于传染病危害做出贡献。
2.产品创新成为企业成长的推动力
2006年，成都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国内唯一、世界第三个23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惠益康）正式获准上市，填补了国内空白。该项目的研发历时长达10年，2018年批签发量422.2万支，为成都所贡献营业收入8亿元左右。
2014年12月，智飞生物的全球独家品种AC-Hib疫苗获批。2018年该品种批签发量643.68万支，并为公司贡献营业收入10亿元左右。
2015年1月，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全球首个S-IPV获批上市，2017年北生研的该产品也获批上市，2018年两家企业S-IPV合计批签发量超过2000万支，销售额超过20亿元。
2015年12月，中国医学科学院研发的全球首个EV71型手足口病灭活疫苗获批上市，我国EV71市场规模超过25亿元，中国医学科学院占比超过50%。
2018年，华兰生物的四价流感疫苗获批上市，同年批签发512万支，销售额超5亿元。
四、我国疫苗行业面临的挑战
1.内部竞争激烈、外部受到挤压
中检院批签发的50个疫苗品种中，有46个品种我国企业可以自行生产，产品种类较全。但是也存在部分产品竞争激烈的情况。生产狂犬疫苗的企业在10家左右，生产脑膜炎疫苗的企业也不少于5家，部分产品已经出现产能过剩。
HPV疫苗在华获批后迅速占领国内市场，2018年合计获得批签发712.84万支，其中GSK 2价苗211.2万支，默沙东4价苗380.03万支，默沙东9价苗121.61万支；辉瑞的13价肺炎疫苗获批后2018年快速上量，合计批签发384.75万支。
国内企业的2价HPV疫苗和13价肺炎结合疫苗都处在申报生产阶段，还未上市，市场空间已经受到国际巨头挤压。
2.监管日趋严格
疫苗接种人群大多为健康儿童，疫苗质量牵动着万千家长的心，一旦疫苗出现质量问题将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应。
2016年，山东疫苗事件爆发，价值5.7亿元未经严格冷链存储运输的25种儿童、成人用二类疫苗销往24个省市。这次事件极大打击了民众对国产疫苗的信任，直接导致疫苗企业销售额大幅下滑。事件之后，国务院颁布了新修订的《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进一步强化市场监管。
2018年，长生疫苗事件爆发，国家家药监局对生产现场进行飞行检查时发现，长春长生在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生产过程中存在记录造假等严重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行为。事件再次引起舆论轩然大波，随后药监局收回长春长生的GMP证书，并处以共计91亿罚款。此次事件促使国务院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更加严格规范疫苗行业。
五、小结
我国疫苗行业竞争激烈，外部受到挤压，国内监管日趋严格，疫苗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线，只有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放在首要位置，严把质量关、重视产品创新研发的企业才能长久经营。
（信息来源：火石创造）Top
我国基因检测产业市场潜力巨大，产业集聚化发展显著，公司成立速度放缓行业进入整合期。我国监管政策滞后，行业准入门槛较低。
一、我国基因检测产业市场潜力巨大
基因检测行业是精准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人口大国，我国基因检测发展迅速，2018年我国基因检测行业规模将达到603.29亿元，预计到2020年市场规模有望达到1015.49亿元，复合增长率将达到37.87%。
二、基因检测产业集聚化发展显著
截至2018年末，我国基因检测产业企业数量共计1030家，主要分布东南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北京企业数量位居第一（236家，占22.91%），其次为上海（206家，占20%）和广东（168家，占16.31%），三个城市合计企业数量占总体的60%。
北京、广东、上海三地基因检测产业发展领先全国，除了当地具有人才和资本资源优势以外，地方制定的产业政策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在顶层的产业规划还是在细分领域的发展规范，当地政府均制定了相关文件，有效促进了基因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三、公司成立速度放缓行业进入整合期
2015年1月底，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5年国情咨文演讲中宣布了美国的精准医学计划，目的是让所有人获得健康个性化信息。随后，中国科技部也于2015年3月份召开了国家首次精准医学战略专家会议，并计划在2030年前投入600亿元加速中国精准医疗的行业发展，这为中国的基因技术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政策保证。
除了华大基因等老牌基因检测企业以外，2011年后，初创企业数量开始增加。国内基因检测行业从2009年开始酝酿，逐渐发展，爆发于2014—2016年期间，2017年以来随着NIPT和市场监管逐渐成熟，国内产品拥有先发优势的企业逐渐占据市场话语权，中小企业生存空间被压缩，新成立企业增量放缓。
火石创造数据库显示，截至2018年，全国基因测序企业有1030家，其中2009年新成立39家，2010年新成立67家，2011年新成立79家，2012年新成立64家，2013年新成立87家，集中爆发在2014年和2015年，分别有140家和214家，2016年有109家。此外，2009年以前成立的基因检测公司共有206家。
四、上下游议价能力低，中游受制严重
上游测序仪和基因检测试剂被Illumina、Thermo Fisher和Agilent等寡头垄断。我国中游众多的测序服务提供商和研究机构与他们的议价能力不强。且试剂与仪器的捆绑式销售，因此中游企业在试剂使用方面受制严重。我国基因检测下游主要由医院等机构组成，医院在我国医疗服务产业链中一直处于最高端的位置。中游测序服务提供商与他们交易中没有议价优势。
总体来讲，我国中游测序服务商对于上下游来说，其议价能力不足，且在试剂方面，还受制于上游的试剂供应。
五、监管政策滞后，行业准入门槛低
基因检测作为新兴产业，在我国起步较晚，且其技术处于较高的水平，因此，我国一方面为了尽可能小的限制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在监管和规范的政策制定客观上存在不足。这导致在我国发展初期，基因检测公司只要向上游购买测序仪，都可以向下游提供测序服务。
虽然测序服务提供商需要选定目标基因（例如，罕见病致病基因或者肿瘤致病基因等），并开发出配套试剂。但基因选择与配套试剂开发技术难度相对不高，并不能构成有效的进入壁垒。总体而言，我国基因检测服务企业的准入门槛相对很低。
六、小结
我国基因检测产业集聚化发展显著，公司成立速度放缓行业进入整合期。但我国监管政策滞后，行业准入门槛较低。
我国基因检测行业趋势从基因检测技术方面，新型测序技术将持续涌现，长测序技术将进一步打开蓝海市场，联合治疗将引领应用端技术市场。从基因检测产业应用方面，NIPT产品升级将再迎新机遇，肿瘤早筛技术有待突破，伴随诊断市场将呈现井喷式发展趋势。政府方面正大力推动精准用药发展。
总体而言，我国基因检测产业发展潜力巨大，随着测序技术的发展，外部政策的不断完善，加上大数据与生物医药领域的不断融合与发展，未来将涌现出更多创新型大数据应用场景，全方位加快药物研发速度，完善罕见病诊治闭环，实现精准预防和治疗。
（信息来源：火石创造）Top
血液透析设备主要包括血液透析机、血液透析器以及透析管路等。
终末期肾脏病患者由于肾功能损坏或丧失，需要借助人工设备对血液中的毒素进行清除，血液透析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用于终末期肾脏病患者的治疗。目前，我国血液透析设备行业部分产品已经实现国产，且国内企业具有一定的自主研发能力，但是与国外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目前，国内市场中，国外品牌占有率较高，进口替代比较缓慢。
■行业特点
我国血液透析设备行业发展时间较短，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行业发展较快。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居民在医疗方面的支出水平和支付能力有所提高，再加上血液透析等医疗水平大幅提升，我国终末期肾脏病患者接受血液透析治疗的人数不断增加，医疗机构对血液透析设备的需求量大幅增加，推动我国血液透析设备行业迅速发展，并出现了许多本土血液透析设备研发与生产企业。
二是市场集中度高。我国在血液透析设备方面呈现生产企业多、生产规模小的特点，本土血液透析设备企业在市场中尤其是高端市场中的占有率较低，大约80%的血液透析设备市场被国外企业占据。2017年，行业内前五名生产企业占据了84.5%的市场份额，市场集中度较高。
三是政策持续支持。2012年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将血液透析纳入大病保险补偿政策。2016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血液透析中心基本标准和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将血液透析中心归属为单独设置的医疗机构，并在全国放开设置准入。
四是技术壁垒较高。血液透析设备行业是一个技术密集型的高技术行业，产品研发难度大、时间长，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人员和研发资金，对企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要求较高，对新进入行业的企业来说，具有较高的技术壁垒。
五是国外品牌市场占有率较高。我国血液透析设备的透析机和透析器两大产品领域大部分市场均被国外品牌占据。血液透析机的市场份额主要被欧美产品占据，其中德国费森尤斯和美国百特占据主导地位，国产血液透析机市场占有率不足20%，主要生产厂家有重庆山外山血液净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澳凯龙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血液透析器市场，进口产品占比也在80%以上，主要被德国费森尤斯、日本尼普洛等品牌占据，国内品牌占比较小，主要有威高日机装（威海）透析机器有限公司、江西三鑫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六是进口替代比较缓慢。我国血液透析设备生产企业研发能力有限、技术水平还比较低，产品性能与国外品牌比较还有较大差距。另外，由于国外品牌技术比较成熟，生产成本不断降低，部分进口血液透析设备价格也较低，国产产品在价格方面并不占太多优势，再加上进口血液透析设备技术更为成熟稳定，使得许多对价格不敏感的大中型医院仍倾向于使用进口产品，所以血液透析设备行业进口替代过程比较缓慢。
■市场规模
血液透析设备是最广泛的肾脏替代疗法设备，随着我国肾脏病患者人数的增加，血液透析设备市场规模也持续扩大。2015年，我国血液透析设备市场规模为87.28亿元，增长率为18.7%；2017年，我国血液透析设备市场规模为121.20亿元，增长率为19.5%。
血液透析设备主要包括透析机和透析器两大部分。透析器在整个血液透析设备行业中占据着大部分的市场份额，其市场规模较大。2017年，我国透析机市场规模为27.63亿元，透析器市场规模为93.57亿元。透析器虽然价格便宜，但其作为耗材使用量非常大，因此市场规模占比较高。2017年，透析器、透析机市场规模分别占血液透析设备市场规模的比重为77.2%、22.8%。
我国血液透析设备市场长期以来被外资企业所占据，进口产品主要来自美国、德国、日本等医疗器械行业发达国家。随着国内企业的崛起，我国血液透析设备出口也有所增加，但出口量远远小于进口量。2017年，我国血液透析设备的进口规模为99.63亿元，出口规模为16.66亿元。
从地域分布来看，华东、华北和华南地区是血液透析患者较为集中的地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血液透析患者就诊率较高。而且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主要分布在华东、华北和华南地区，血液透析设备需求量较大。另外，我国独立血液透析中心也主要集中在华东、华北和华南地区。综合来看，华东、华南和华北地区血液透析设备市场规模较大，占比分别为34.6%、24.7%和19.4%。
■发展趋势
透析治疗是终末期肾脏病患者的主要治疗方式，近年来接受透析治疗的患者人数增多。一方面是由于肾透析治疗方案规范化和技术普及程度日益提高；另一方面是国家大病医保政策不断完善，居民在医疗方面的支付能力不断提高。2017年，我国进行血液透析的患者为50万人左右。
2015～2017年，中国血液透析设备行业供需基本平衡。其中，2015年中国血液透析设备行业供给量和需求量分别为88.8亿元和87.28亿元；2017年，血液透析设备行业供给量和需求量分别为123.4亿元和121.20亿元。
在新医改的政策驱动及政府投入增大等外力推动下，结合人口老龄化、消费升级等内生动力的双重促进，我国重病、大病医疗体制不断得以完善，刺激了血液透析设备的市场需求。但目前我国只有17%左右的终末期肾脏病患者接受透析治疗。如果有更多患者能够接受规律的透析治疗，将进一步释放出上千亿元的潜在市场需求。
透析治疗率的提升、大病医保及血液净化行业政策的逐步落实以及患者健康意识的增强将为血液透析设备行业成长提供广阔空间。预计2021年我国血液透析设备市场规模将达273.12亿元。
（信息来源：中国医药报）Top | 
